城市水环境治理的经济学问题及国外水环境治理的经验

城市水环境的质量对生态环境、人体健康、商业旅游业以及城市竞争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水环境治理的难点,主要是外部性、财产权、地方保护主义和水资源管理体制缺陷等问题。研究国外发达地区水环境治理的经验,对我国的水环境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农村水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在广大农村地区,落后的水环境治理与日益膨胀的污染负荷之间的矛盾使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并且呈现出迅速恶化的趋势。从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的现状出发,基于公共物品理论深入分析当前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失、治理资金投入不足、环保意识薄弱、二元化的环境治理政策等一系列问题,指出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是导致农村水环境治理不足的最重要原因,并依此来构建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机制。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     

气候影响下城市水环境治理PPP模式补偿机制优化策略研究

城市水环境是城市居民生存的基础。但受气候影响,城市水环境问题凸显,其治理工作也面临挑战。由于PPP模式对解决城市水环境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具有较大优势,因而开始逐步被应用。但现有的城市水环境治理PPP模式还不成熟,仍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对社会力量的补偿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所以很有必要优化城市水环境治理PPP模式补偿机制。为此,应从设置"基本标准"与"示范标准"、科学建构补偿机制激励模型、强化法律和制度保障、建立跨区域合作的补偿机制、拓展多样化的补偿方式等5方面来改善城市水环境治理PPP模式补偿机制。     

汉阳地区水环境治理对策研究

通过对武汉市汉阳地区六大湖(月湖、南太子湖、三角湖、龙阳湖、墨水湖、莲花湖)的污染现状及现行治污体制的调研分析，并参照国内外有关城市水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提出了武汉市城市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及相关管理对策。     

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

本文基于空间自滞后模型(SLX),将城市年鉴数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对邻近城市环境规制与本地污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确实存在环境规制引发污染就近转移的现象,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引发的污染就近转移效应在150千米达到峰值,即污染基本就近转移到周边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近几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就近特征;污染迁出地的环境规制不仅提升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更是深化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程度;污染迁出地企业的退出壁垒有助于缓解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而企业的国有性质未能产生明显的中和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当前中国各城市为实现局部短期利益最大而实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应该就环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     

基于非对称演化博弈的多元主体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融入村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通过构建地方政府、乡村企业和村民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多主体协同治理中的权责分摊及竞合关系,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利益相关主体的演化轨迹,揭示其协同治理的内生机制。研究发现：（1）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相互影响,任何一方行为策略的变动将同时对另外两方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乡村环境治理不能仅依赖于政府与企业,村民的参与力度也会有效影响博弈结果。（2）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核心考虑在于参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短期上,政府应加大对不参与污染治理企业的处罚力度;长期上,政府需有效增加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补贴,扩大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正面效应。（3）政府对企业治理行为无法完全监管,村民参与能显著增强政府监管的有效性,间接影响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效果。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环境信息公开与地区空气质量——基于PM2.5监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污染防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信息公开是有效协同治理的基础。文章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第二,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第三,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和加强环保投资水平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的污染集聚空间效应

文章利用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计算污染地理集聚指数、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转移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的污染集聚空间效应.结果 表明,环境规制及其与产业转移的交互作用可以减缓本地城市的污染集聚,而相邻城市的环境规制和污染集聚会加剧本地城市的污染集聚.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心城市以显著的概率降低污染集聚,外围城市以显著的概率提高污染集聚.由此,可以采取统一法治框架,防止以邻为壑;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优化环境资源配置;融合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抑制污染集聚等措施,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增值税转型、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发展

构建绿色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如何使二者实现政策协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与污染排放的匹配数据库,借助2009年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改革引致的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稳健性与安慰剂检验为结论提供了可靠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对较高污染行业、非出口企业以及在位企业的减排效应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减免激励使企业得以快速更新设备与技术投资,并提升污染治理能力以应对环境规制压力。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较强的政策协同效应,前者能显著增强后者的实施效果。此外,文章还推算了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弹性,资本税后成本每下降1%,企业排污强度下降0.71%-1.64%。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减税降费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和溢出效应

基于2006—2015年辽宁省57个行政单元PM2.5年均值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全省各地区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影响以及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取决于城市化不同路径的选择。工业污染是造成大面积持续雾霾的最主要因素,污染严重企业未转移至其他地区,依然留在原地,成为城市主要经济来源;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有利于减轻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建成区面积、城市供暖、经济指标和汽车尾气排放量的增加加剧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环境治理投资对本地和邻近地区雾霾污染起到有限的抑制作用,由于环境规制等警示作用的影响,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雾霾污染的促增作用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治理措施不充分,导致雾霾污染持续频发、愈演愈烈。因此治霾政策必须联防联控、常抓不懈。     

基于微分博弈的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

为提高流域水污染治理效率,构建水污染治理长效机制,论文以污染企业生产技术清洁化进步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微分博弈模型,探讨现有生态补偿机制下流域生产技术进步与水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建议。研究表明：（1）污染企业生产技术清洁化进步能够降低流域水污染物的存量;（2）加强府际间的合作能够以更少的投入换来更清洁的水环境,同时能够增加流域整体的净收益水平;（3）技术溢出效应对省域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技术投资数额及消费品产量有负面影响。     

国家高新区改善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质量吗

作为中国探索创新驱动战略的先行区,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使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国家高新区对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能够显著减少资源型城市的污染排放总量与人均污染排放量;国家高新区的环境改善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东部相比,中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国家高新区具有显著的污染抑制效应;对资源型城市所处成长周期进行考察后发现,国家高新区有效改善了"成熟型"与"衰退型"城市的环境质量;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路径分析表明,国家高新区显著提升了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而有效降低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工资水平——基于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A股工业上市公司数据,同时匹配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规制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的工资水平,改善了社会福利,且劳动生产率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在使用湿度作为工具变量后,回归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基于城市和行业特征异质性的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非资源型、高金融发展水平和高对外开放度城市以及技术密集型和低自然资源依赖度行业中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低资源、高资金、高开放和高技术偏向。本文为中国实现“双赢”的目标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在中国经济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关键。众多考察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中,鲜见从宏观电子商务发展视角考察其对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选择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电商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信息化冲击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地区企业内部管理性交易成本和外部市场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电子商务普及与应用对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以及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电子商务对服务业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大于制造业,对外部交易成本的节约效应大于内部管控成本。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转型发展的影响

首先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创新转型能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的实施对企业理论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正负双重效应",而且其发挥效应的大小还与行业污染强度存在密切联系。同时,理论创新成果数量、企业自身污染属性和技术转化难度成为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创新能力的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升级影响效应的计量分析模型,并采用2005—2014年我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转型必然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2)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转型的推动作用与制造业自身的污染属性以及其所处的创新转型阶段密切相关。(3)目前环境规制对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成功的"合力效应"尚不明显。     

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随环境污染表现出多因性、跨界性、时滞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征,环境规制也呈现规制主体多元化、规制手段综合化及规制强度扩大化等特点。本文以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为依据,从研发及生产、环境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措施及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等方面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声誉激励、社会监督与质量规制——城市垃圾处理行业中的博弈分析

我国实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以来,民营企业通过竞标等方式从政府手中获取特许经营权,凭借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降低服务标准,导致垃圾处理行业陷入质量规制的困境。本文针对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的问题,先是构建以规制机构与垃圾处理特许经营企业为参与者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声誉激励和社会监督对博弈参与双方损益及其策略的影响;然后构建纳入举报机制的由社会民众、规制机构和特许经营企业三方参与的序列博弈模型。研究得出四点结论：（1）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对违规垃圾处理企业的惩罚力度,可减少企业违规概率;（2）声誉激励和社会监督均可减少垃圾处理特许经营企业违规概率;（3）社会监督有助于节约规制成本,减弱规制机构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规制效率;（4）规制机构的检查行为与公众举报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城市垃圾处理行业质量规制效果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