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职能专业化分工的动态博弈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在城市职能转化过程中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发现在城市职能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与次级城市地位不对等,中心城市处于谈判优势地位,而次级城市如果仅考虑短期影响,不断提高让步幅度,将受制于各种经济压力,并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导致福利受损.建议政府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减少中心城市资源损耗的同时,补偿次级城市因承接中心城市功能而带来的利益损失,以期实现促进城市群整体竞争力提升的目的.     

社会信用、交易成本与企业专业化分工

专业化分工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和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同时也是新形势下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深入探究国内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内在机理,对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至关重要。文章以“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政策作为社会信用环境的代理变量,借助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这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而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内部管控成本较高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而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以及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社会信用环境改善的专业化分工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仅为理解企业分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丰富了信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专业化分工的企业制度模型

在经济学说史上 ,专业化与分工是个古老的话题。自从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分工理论开始 ,马歇尔、杨格等经济学家都曾对专业化与分工理论表现出相当的关注 ,进行过详细的阐述 ,可惜由于难以将理论数学化 ,影响了后人对理论深度的发掘和广度的传播。近年来 ,以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教授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 ,发扬了传统经济学中专业化与分工的思想 ,通过构建数学模型 ,将许多传统经济学难以回答的问题清楚、严谨地进行了表述和分析。尤其在企业组织理论方面 ,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点 ,汲取了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精华 ,构造了…     

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城市群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的视角

比较优势是地区专业化分工的理论依据,但其作用的发挥受制于交易成本的影响。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内容,结构型社会资本是否可以通过降低城市群内部交易成本,对城市群专业化分工产生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04—2018年十五大城市群的相关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城市群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城市群专业化分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交易成本在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城市群专业化分工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结构型社会资本在多中心、同省、非国家级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中的作用更显著;同时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分工效应存在门槛效应,当城市群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分别小于33445.981亿元和7814.599万人时,结构型社会资本可以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证据

利用2017年至2021年地市层面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基本信息与专利数据匹配构建月度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进行创新促进效应估计后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于地区、企业层面的创新水平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的创新促进效应因政策类型、企业特征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政府补贴、产学研协同和引致创业等路径激励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出台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统筹利用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产业政策工具,加快建立与人工智能创新趋势相适应的配套监管机制和规范框架,促进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水平。     

城市群扩容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城市群扩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扩容对城市群原有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对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无显著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机制检验表明：扩容未影响原有城市的技术效率,但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原有城市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原有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扩容通过降低功能专业化水平来提高新进城市技术效率,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新进城市技术进步并降低其技术效率,由于技术进步效应和技术效率降低效应相互抵消,扩容未影响到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此外,扩容对原有城市中的大城市、高创新能力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更大提升作用。     

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分析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国际分工的深化,是同一产业或行业内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国际分工,基于比较优势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其袭现形式是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本文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髟响,以及我国目前垂直专业化程度,并提出相应对策.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吗？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2-2020年中国25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更为显著地促进中西部地区以及一般城市共同富裕发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城镇化、人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文章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也为新时期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政策启示,还为下一阶段继续扩大创新型城市试点范围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城市群功能分工、工业技术进步与工业污染——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数据检验

2003年起,我国城市群由专业化分工快速转向功能分工,但优化城市群功能分工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运用2003-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采用仅包括自变量空间滞后的SLX模型,研究城市群功能分工与工业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城市群层面,功能分工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呈正“U”型关系;功能分工结构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均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在城市群内部,功能分工空间溢出效应和工业技术进步空间滞后效应均有利于邻近城市减轻环境污染;但城市群功能分工技术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均未体现出预期减排效应,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功能分工与协作需进一步加强。     

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动者健康——来自区县级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各区县之间最低工资水平调整时间和幅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广义双差分模型,对最低工资政策能否提升劳动者健康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健康水平。进一步根据收入分组分析发现,该政策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对中高收入者的健康没有影响。对该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增加劳动者被正式雇佣的机会、增加收入水平、增加健康投资、改善健康行为是这一效应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相反,由于最低工资提高,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对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并不显著。本文的结论深化了对于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认识,为更科学全面评估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     

加大科技人员激励力度能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来自中国高校的证据

2011年开始中国政府启动新一轮科技成果转化领域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科技人员奖酬金提取比例”,因其改革力度之大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借鉴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全国552所地方所属本科院校2010—2017年平衡面板数据,评估省级地方政府发布的加大科技人员激励力度政策的效果。发现该项激励政策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而是在政策发布后第2、第3年才开始起作用。实施更大激励力度的省份,政策产生了更强的刺激作用,但没有产生额外的政策效果——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没有缩短。因此,在继续推动个人收益权改革的同时,应适当降低过高的个人激励以平衡多方利益关系,并继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领域配套改革。     

论专业化分工与我国大企业的发展

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是实现企业规模经济的根本途径 ,同时也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本文运用科斯定理和斯密定理分析了专业化、一体化与企业规模扩大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种适用于不同行业大企业的协作方式 ,为解决我国大企业“大而全”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省直管县”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来自河南省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针对河南省2004年开始实施的省直管县改革,本文采用基于PSM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层面对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了评估。本文研究发现,总体上看,省直管县政策对直管县企业的资产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然而,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来看,直管政策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持续增强的促进效应;对民营企业资产增长在实施后的3年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外资企业资产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考虑到迁移企业的影响效应后,进一步的发现是,省直管县政策对民营企业资产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外资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省直管县政策事实上对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扭曲,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应谨慎推广直管县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韧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如何识别、测度和提升微观企业生存韧性,是及时应对突发事件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201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指标降幅与恢复增长所需时长作为企业生存韧性的观测指标,首次运用断点回归与双重差分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疫情冲击下企业生存韧性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受突发疫情影响,反映上市公司生存韧性的指标呈现出“V”型波动,疫情影响在2~3个季度之后基本得到恢复,表明企业生存具有强大韧性;从地区看,疫情冲击对湖北影响最大,部分疫情轻度地区疫情防控存在“层层加码”现象;从行业看,疫情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产生的冲击最大;从产权主体看,疫情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规模看,疫情冲击对大型企业成长能力指标负向影响大于中型企业,而对中型企业盈利能力指标负向影响大于大型企业,疫情冲击对小型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小型上市公司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较强的生存韧性。本文认为,应根据企业生存韧性和企业特征选取差异化帮扶政策,科学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高铁开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加速人才资源和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高铁通车显著提升了沿线企业的专利质量,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仍然十分稳健.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是通过知识扩散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合作创新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的专利质量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位于区域中心城市企业的专利质量的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外围城市企业的影响则取决于与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相较于中低技术产业,高铁通车对高技术产业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