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一种建构主义分析

自 196 4年以来 ,中国对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 :从基本的抵制到部分的参与 ,再到全面的参与。对于这一演变的原因 ,传统的分析存在着缺陷。通过建构主义视角的分析 ,我们发现 ,这一演变是伴随着中国在国际核不扩散问题上身份认同从“特殊核国家”到“一般核国家”的演变而演变的。身份认同的转变是态度演变即政策调整的原因。身份的认同及其转变只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身份的认同是复杂的 ,其转变也是复杂的。     

核扩散:发展历史、扩散模式与前景

在考察核扩散历史的基础上,作者对核扩散领域主要的扩散行为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主要扩散行为的动机、模式和前景。文章认为,安全需求是核扩散的主要驱动力,国际社会应该在消除地区安全隐患、构建地区与全球合作安全机制方面加强努力。同时,强化现有核不扩散机制、统一不扩散标准是抑制核扩散的发展趋势和努力方向。     

国际机制对经济制裁有效性的影响

国际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由来已久,有学者提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对经济制裁的大规模使用出现在二十世纪以后。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制裁的手段和方式也在发展变化。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厘清国际经济制裁的基本概念,应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机制的观点和看法．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具体案例,考察国际机制对国际经济制裁实施效果的影响,探讨影响和制约制裁的因素。     

论加入WTO与中国参与国际机制战略的创新

WTO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机制 ,中国的即将加入既标志着这一机制真正具有了全球的性质 ,也意味着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进入了一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新阶段 ,为中国在今后进一步融入国际机制、更好的适应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历过长期的封闭和被封锁、目前又在国际社会拥有大国地位的国家而言 ,对国际机制的参与曾是对外战略中较为薄弱的环节。通过我们长达13年的不懈努力 ,我们在加入WTO中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我们坚持的原则、体现的观念、采取的策略等等都将成为中国参与其他国际经济和政治机制的重要借鉴 ,更将有助于我们在国际机制的参与战略中妥善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增强我们维护国家综合安全的能力 ,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早日建立作出积极贡献。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社会网络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作为一项发展完善的国际制度群落,建立和传播领域内国际规范和行为规则,并为参与成员国提供稳定的信息交流渠道。该机制通过塑造问题领域内的社会交往情境来影响成员国在不扩散方面的行为选择。机制内分化的成员国地位给身处机制中的无核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成员国回应制度压力的具体方式受到其在机制内所处社会地位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禀赋的影响。作者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该机制成员国在参与条约要件和组织实体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行描述,并结合相关案例比较该机制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国行为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首先,由参与制度实践构成的成员国社会关系结构并非是均质的。其次,成员国在制度参与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与其行为选择模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最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该机制的关键构成要素,成员国同该机构的互动交往模式直接反映了其参与整体制度实践中的行为选择。制度成员国之间形成的社会性关系结构是制度结构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该结构的实证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国家行为选择与国际制度情境之间的密切联系。     

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创新扩散机制研究

中国长期增长的各项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扩散是创新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扩散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机理缘于在微观层面上,它能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采用诸如节约要素投入、优化要素组合、采用新资源等技术方法获得成本效应。在宏观层面上,通过生产要素的替代和重组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驱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新技术的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学习、模仿和反馈效应使创新得到改善和增强。创新扩散机制是由创新扩散的对接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构成的有机整体。针对我国创新活动和创新扩散存在的问题,设计出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创新扩散机制,即搭建供求平台,实现创新扩散的对接机制;优化市场结构,培育创新扩散的竞争机制;调整财税政策,完善创新扩散的激励机制;保护知识产权,形成创新扩散的约束机制。     

国际核扩散难题：根源与出路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国际防止核扩散形势虽然出现了一些积极现象,但总的来讲仍然处于紧张和令人不安的状态,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受到多方面的严峻挑战。文章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国际核扩散屡禁不止的根源。作者从长期的、战略的视角出发,提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建设只能适当兼顾公正性原则,重点应放在人类安全与和平利用核能两项基础原则上面,大国协调基础上的国际治理是唯一可行的现实战略选择。作者建议以两个联合国决议的方式建立一个基于人类安全与和平利用核能的防扩散机制:第一个决议旨在建立防止核扩散的道义基础,并消除无核国家的安全担忧;第二个决议旨在通过建立三个国际"核燃料库"的设计,解决各国对核能源的正当需求。     

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有一些变化。作者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来解析这种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维度的因素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们在特定时空下的交错互构塑造了中国的行为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迥然不同。具体而言,当危机涉及中国核心或重大利益时,中国将捍卫自身利益,反对强制干预。如果不涉及核心或重大利益,中国将采取灵活的应对政策: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认可度高的阶段,中国倾向于遵循国际规范行事;在干预规范认可度低的阶段,倾向于从自身外交理念出发设定立场。中国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负责任大国"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对其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和介入力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有一些变化。作者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来解析这种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维度的因素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们在特定时空下的交错互构塑造了中国的行为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迥然不同。具体而言,当危机涉及中国核心或重大利益时,中国将捍卫自身利益,反对强制干预。如果不涉及核心或重大利益,中国将采取灵活的应对政策: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认可度高的阶段,中国倾向于遵循国际规范行事;在干预规范认可度低的阶段,倾向于从自身外交理念出发设定立场。中国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负责任大国"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对其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和介入力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国际核扩散难题:根源与出路

当前,国际防止核扩散形势虽然出现了一些积极现象,但总的来讲仍然处于紧张和令人不安的状态,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受到多方面的严峻挑战。文章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国际核扩散屡禁不止的根源。作者从长期的、战略的视角出发,提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建设只能适当兼顾公正性原则,重点应放在人类安全与和平利用核能两项基础原则上面,大国协调基础上的国际治理是唯一可行的现实战略选择。作者建议以两个联合国决议的方式建立一个基于人类安全与和平利用核能的防扩散机制:第一个决议旨在建立防止核扩散的道义基础,并消除无核国家的安全担忧;第二个决议旨在通过建立三个国际"核燃料库"的设计,解决各国对核能源的正当需求。     

东亚主义视角下的东盟地区性国际机制

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影响了国际机制的变迁，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中使得国际机制区域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中国参与的与东盟有关的地区性国际机制中，东亚机制和亚太机制是两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机制。本文从东亚主义的视角，对机制背后的博弈进行比较，同时对中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制度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国际思想库网络——基于“二轨国际机制”模型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国际思想库网络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形态,它糅合了思想库、国际机制、“二轨外交”和网络等诸多元素。为分析国际思想库网络的行为与作用,作者建立了一个将政策过程理论和国际机制理论相结合的“二轨国际机制”模型。“二轨国际机制”是指由各国政策研究机构组建的、旨在促进某个对应的“一轨外交”过程的非正式和非官方的国际机制。“二轨国际机制”对“一轨外交”活动的促进作用来源于它所具有的“机制的二轨性”和“二轨的机制性”的双重属性。以该模型为分析框架,作者还对东亚思想库网络进行了实证研究。     

中国与美国区域经济合作特征及战略逻辑研究

冷战结束后，国际博弈焦点逐渐由全球多边机制转向区域双边与多边机制。美国虽从美苏“两极”对抗中胜出，但受制于国际格局变化与自身的结构性衰落，已无强力捍卫国际经济霸权，逐步转向开展区域性经济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日益深化，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区域经济合作。在中美两国区域经济合作逻辑发展中，呈现出“谋霸”与“谋和”的不同特征，美国区域经济合作彰显“美国优先”底色，相对收益成为更改与存留合作机制的评判标准；中国区域经济合作以“和”为主线，“一带一路”倡议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将成为新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劲引擎。     

国际干涉的规范维度

冷战后,规范问题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辩论中得到回归。随着国际责任论的兴起,中国在应对干涉问题上面临着利益守成和责任扩展上的消极目标与积极目标的双重挑战。作者从干涉的形式、原因、手段与结果等方面对干涉的规范维度进行了梳理和考察,认为应清晰地思考不干涉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以重塑中国关于干涉的叙述并探讨进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的国际技术扩散构成研究

本文将偏离-份额分析法应用到国际技术扩散的构成分析中,构建了国际技术扩散的偏离-份额分析理论模型,选取了56个样本国的数据,在SITC两分位97章商品的基础上,对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技术扩散的构成进行了全面解析,从而深入把握各因素对我国通过国际产品贸易渠道获取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回答了我国获得国际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的方向和力度等问题,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北大核心CSSCISSCI

伙伴关系是国际行为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的需要,中国构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双边关系改善带动全球战略拓展的伙伴关系战略。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历经探索和实践,合作的全面性与战略性不断深化。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地区、双边和国家层面上均取得积极成效,既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但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仍有亟待完善之处,存在着地位不清晰、成效不确定和层次不分明等问题。据此,作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优化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将伙伴关系战略打造成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支撑,建立伙伴关系战略与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二十国集团战略等的联动机制,完善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合作深化机制与矛盾解决机制,推动伙伴关系战略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运用。     

迈向东南亚——“东向政策”下的印度-东盟合作机制探讨

"东盟+印度"是诞生最迟的一个东盟"10+1"合作机制。然而,印度与东盟的合作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兴起,其动力主要来自冷战后印度推行的"东向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印度与东盟的合作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面对印度的"东进",中国应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争取做到与印度互利共赢。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实践

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投身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引进了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展多边合作。与发达国家建立政策对话和交流机制,引进先进气候友好技术和成功经验,并一起推动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建立了南南合作机制和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产品等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诠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国际关系英国学派提供了一种诠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国际社会"、"国际规范"、"文明标准"以及"新文明标准"等几个核心概念构成了这一框架的主要内容和话语体系。作者在仔细辨析这些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英国学派在理解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上的基本观点和独特视角以及在这种分析框架之下所打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同时,对这一框架的阐述,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现象所抱有的焦虑心态。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以及现代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在参与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始终面对一个如何处理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问题,即中国如何对待主要由西方制定、修订和解释的国际规范以及如何适应与应对国际规范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的变迁过程。处理好这样一个过程直接关乎中国的崛起。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

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典型的集体行动。从历史的角度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可以分为"霸权空位型"、"霸权主导型"以及"霸权参与型"三类,影响其成败的主要因素包括霸权状态、共同利益诉求、集体行动的约束力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判断。鉴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现行"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以及未来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应该更加注重设立短期而非长期性的目标,其短期目标应该是"控制失衡"和"抑制美元风险"。目前,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已成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平台,以其推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既有艰巨性,亦有可行性。共同利益基础是G20推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立足点,坚持集体行动原则、通过制度化建设增强决策执行力、强化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G20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中国应避免单独直接面对或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应更多地利用G20这个重要平台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增强自身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