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省管县”改革看国家权力纵向配置

本文从我国实行“省管县”的改革入手,来研究权力的纵向配置。不以传统意义的单一制和联邦制为视角,而是跳出国家结构形式的框架,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进而提出“地方自治”是解决目前宪政国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配置困境的最优方案。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分权改革以来的法国公共投资监管述评

公共投资是政府主导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1982年开始的分权改革使法国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下放权力,2003年新一轮改革提速初步实现了法国政府纵向和横向层面权力关系的重构。在扩大地方权限后,中央加强了权力转移后对地方的制约监督。公共投资领域集中体现了分权改革以来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借鉴法国经验,我国政府投资监管应当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同时,明确各监督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推进监管法制化和职责、程序法定化。     

开征累进物业税的战略构想

地价过快上涨和投机需求旺盛是造成房价不合理上涨的两个重要原因。在城乡同时开征累进物业税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累进物业税的开征对象包括城市住宅、城市已出让土地及农村住宅。在城乡共同开征物业税的基础上,将物业税归为地方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分配土地出让金,弱化地方抬高地价的内在冲动。     

对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难点分析及政策建议

物业税已成为目前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方向,但长久以来却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观点,说明物业税的开征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物业税的定位以及物业税开征后所要一起到的作用不明确是我国开征物业税最大的难点。应该将物业税定位在财产税的范畴内,归属于房地产税收类,正税、清费、明租是我国物业税最好的定位。在具体的物业税制设计中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权限,给地方政府一定的操作空间,这将更加有利于物业税税收职能的充分发挥。     

论物业税开征的可行性

贾康委员今年在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关于抓紧研究、准备出台物业税（房地产税）的提案》。其是开征物业税的坚定拥护者。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开征物业税既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稳定的不动产税收,还可抑制房地产投机,至少不会出现房价飙升的局面。开征物业税有利于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分税制财税体制从中央践行至地方。那么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开征物业税是否可行？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从财政体制改革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与分配,从而影响着各级政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财政分配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矛盾与冲突。财政体制是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转换器”。每一次的财政制度变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一次调整。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探索与完善

分权是一个世界现象,而增长却不是.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何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长期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探索...     

行政权力制约的制度创新——浅析我国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始终是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对国家政治经济建设来说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行地方政府及其具体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重要改革措施,这是国家对有效制约和监督地方政府权力的新探索,对如何规范与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紧迫性.     

物业税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

物业税改革的推行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而地方政府将会主要考虑两个问题:物业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地方公共财政出现断层?未来的物业税将在地方公共财政中起多大作用?只有这两个问题正确处理好了,物业税改革才可能顺利推行,不然的话,中央政府必须提供特别强的激励。本文就以上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在相关假设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只要政府措施得当,物业税改革是可行的,并将对地方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有利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而物业税也将在地方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     

地方行政性对市场垄断的成因及治理——以政府间关系为视角

地方行政性对市场垄断,以地区垄断和地方行业垄断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突出问题,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其成因有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不健全、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尚未建立、国企改革不到位、有效的地方政府权力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治理。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评价、现实操作与未来选择

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的搭建过程中,如何摆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直到十六大之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上是"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或分级监管",这种体制低效率的关键在于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在中央和地方两端都不匹配.十六大确定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一方面坚持了"国家统一所有",一方面从原来的"分级管理"深化到"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向最终解决出资人到位迈进一步.但是中央保留的对地方的指导、监督权力如何行使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从发展的角度看,最终应该是建立起"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一级产权、一级信用"的"分级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分税制改革成效评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初步实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由行政制衡向机制制衡的转变。十多年来,分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效,但分税制改革也遗留了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政支出划分不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不匹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不规范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从规则约束和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两方面深化分税制改革。     

中国经济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主要成因在于投资波动,投资波动的根源在于政府（地方和中央）投资冲动,仅以经济调控的手段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对此冲动加以遏制,这一点已为历史所证明。宪政制度改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宪政的核心思想是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并以此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如果能在民主和宪政之间不仅达到理论上的平衡,在操作的层面上也能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达到平衡状态,那么,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运行将更加完善,经济波动也将大为减少。     

“特权”超权力的本质及其宪政制约——基于发票税控功能制度性失控的思考

发票税控功能的制度性失控一方面是纳税主体的制度设计导致的,另一方面是行政性收费权对现有税制安排瓦解导致的。在我国,始终存在着受到宪法规则制约的征税权与不受宪法规则制约的收费权的博弈。收费权作为一种"超权力"特权,不断消解着现有税制的优化安排,现实中表现为:一方面是对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的制度优化,另一方面却是地方政府大量新设收费项目。特权是权力主体自我设定的,遵循的是自我利益规则,作为一种不受制约的超权力,没有合宪性,因而必须纳入宪政制约的轨道。     

论央地关系的实践性平衡——结合两项土地制度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实践中的央地关系既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非理想状态,也存在“乱了就收、死了就放”的纠偏机制,中央与地方通过权力的动态调整而达到实践性平衡状态。中央对地方放权是为了促使治理目标更好地实现,保持政治统一是放权的底线,政治统摄行政是维系央地关系运转的轴心。合理有序的央地关系既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下放,也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上收,而是部分权力下放与部分权力上收同时发生的双向过程。本文结合两项土地制度实践展开论述。土地管理作为国家合法权力的行使,包含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三层关系。土地征收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两项制度实践显示,确保国家与农民关系平衡是实现央地关系平衡的前提条件之一;保护农民权利和增进群众利益是锚定央地关系的重要基石。     

刍议中国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困境

权力制约与监督作为现代政治难题有其一般特征,结合中国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呈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从宪政框架设计、权力主体内部运行与制衡机制角度进行分析,为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建立完善提供一定参考。     

理解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之中。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特点是收权与放权的往复循环;改革开放之后,以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为重点,中央与地方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因其复杂性和历史惯性而出现了诸如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之争、事权与财力的匹配之争、中央与地方的强弱之争等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方法反过来影响了宏观经济稳定和微观经济活力。为今之计是进一步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和优化政府权力结构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宪政与经济统合视角: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实现路径探析

关于"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实现路径问题,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应将税权下放以增强地方财力.这种观点既不符宪政制衡原则,也缺乏中国具体国情基础.清末财权下放的惨痛经历即是该论断的一个有力佐证.而透过清廷末期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权关系演变,其清晰地昭示出: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要义在于保持宪政制衡;政府间财政权关系的调整路径,还可借助人事权调整实现.所以,本着宪政制衡原则与经济激励相融和的目标要求,以及秉持区域差异与地方主体功能定位的发展导向,我国当下政府间财政权关系的调整,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目标的达成,其实现路径与政策重心应在于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而不在于地方自主税权的构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要从根本上达成"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终极目标,政府间财政关系要具备自我执行功能,还需以究政制衡为要,配套实行人事权方面的调整.     

浅论物业税

物业税是一种房地产保有税,它可以调节房地产市场运行,也可以为地方培植新的税源。但是物业税的推出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土地出让金的关系、依据什么来计税以及征税范围、税负如何确定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认真考量。研究表明,合理设计的物业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