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研究——对3起案件的实证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和发展由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构成,并且与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可以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社会控制机制弱化和缺陷的产物。因而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得到有效落实的前提下,很容易发现其存在,以及时常做好防范措施并取得犯罪证据。这样,黑社会犯罪便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

黑社会,是对文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相悖于正常的社会道叉和公序良俗并对抗于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的一种反文明社会现象的概称.黑社会类型的有组织犯罪是所有组织犯罪中最严重,最危险的一种,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秩序,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正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研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重要前提,但在实践中,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一般犯罪集团、犯罪团伙,仍然是常常困惑司法人员的问题.     

牟利型犯罪的经济分析

对牟利型犯罪的经济分析是以成本收益为工具 ,着重对牟利型犯罪的个人成本、社会成本、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进行分析 ,并建立了衡量牟利型犯罪的个人成本、社会成本、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模式 ,在此基础上得出对牟利犯罪应优先适用财产刑的结论。     

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的法律界定、成因及对策

一、黑恶势力犯罪的法律界定 （一）黑势力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黑势力在我国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按照我国97《刑法典》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这个概念强调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性和犯罪活动的有组织性两大特征。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趋势及预防

黑社会性质犯罪已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成为当前危害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不仅对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本文就目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点、趋势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以资借鉴。     

企业犯罪控制的理论探索与具体路径

企业犯罪是典型的单位犯罪,制度的不完善、社会转型时期的失范以及利益的冲突是企业犯罪的主要成因,基于企业犯罪行为的谋利性和企业犯罪行为的明显理性,因此建议借鉴犯罪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控制企业犯罪行为,主要路径是提高企业的犯罪成本、降低企业犯罪收益、消除企业犯罪情境和增加企业合法收益的机会。     

“扫黑打伞”刑法适用问题研究

现行《刑法》是将"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的"选择性"要件,改变了之前"必备性"要件的地位。依据刑法理论的解释以及"扫黑"的现实需要,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作为"保护伞"成立的主体。黑社会性质组织和保护伞的结合主要有四种模式,具体分类对实现"打准打实"的目的具有重要作用。在审理"扫黑打伞"刑事案件中,应坚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徇私枉法罪发生竞合时,应根据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认定具体的犯罪。而四种模式中的罪数认定,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对不同模式的行为分别进行认定。此外,通过解释刑法总则、分则之间关系,否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适用中存在"重复评价"。     

论我国公司、企业犯罪刑罚体系--以不增设刑种为视角

为预防和打击公司、企业犯罪,许多学者提出增设公司、企业刑罚种类,并以此解决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目前,适用于公司、企业的罚金确实存在某种缺陷,但其法律责任体系不存在问题。我国犯罪界定模式也决定了不能借鉴外国的立法模式,即所谓的设置多种刑罚来惩治公司、企业的犯罪行为,而应该运用各种法律责任来综合治理。     

论我国公司、企业犯罪刑罚体系——以不增设刑种为视角

为预防和打击公司、企业犯罪,许多学者提出增设公司、企业刑罚种类,并以此解决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目前,适用于公司、企业的罚金确实存在某种缺陷,但其法律责任体系不存在问题。我国犯罪界定模式也决定了不能借鉴外国的立法模式,即所谓的设置多种刑罚来惩治公司、企业的犯罪行为,而应该运用各种法律责任来综合治理。     

浅谈涉黑案件处理中的几个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严重危害国家社会管理活动,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大陆涉黑案件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有关惩治涉黑犯罪法律规范的不断出台。我国目前有关涉黑案件的法律规范有四个:1993年《广东省惩处     

和谐社会视域下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调研报告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不容忽视。国外大都有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殊规定,然而我国的现行刑事立法并没有相应体现。从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正当性根据、刑罚本质属性来看,都应该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     

对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制裁机制立法的思考

<正>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单位犯罪发案率呈上升趋势,其发案数量逐年增长,单位犯罪的领域和种类越来越广,对社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导致单位犯罪频发的原因很多,其中现行刑罚制度的不尽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的刑罚制度在事实上是针对自然人犯罪而不是针对单位的,因此,刑罚的体系以及刑种的设置并没有能够结合单位犯罪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对现行的刑罚制度进行适当的修改,以适应打击单位犯罪,预防单位犯罪的需要。     

论资格刑在我国环境犯罪刑罚体系中的配置

资格刑是刑罚的一种,应对我国日益严峻的环境犯罪形势,在现有的刑罚体系中配置针对自然人与法人环境犯罪的资格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致力于探讨资格刑的起源与历史演变,分析环境犯罪资格刑的内涵与适用对象,从而探讨在环境犯罪刑罚体系中如何具体配置资格刑,以期实现我国刑法更为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的目的。     

应重视预防未成年犯罪“二次犯罪”

对未成年犯罪从轻、减轻处罚,已成为社会共识。如何对已触犯刑罚的未成年人选行“二次犯罪”的预防,还远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大义灭亲”的刑事责任分析

刑事责任被普遍认为是犯罪与刑罚的中介。犯罪的本质特征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法律特征是刑事违法性。[1]具备犯罪本质特征和法律特征的行为就必然受到刑罚处罚吗?作为犯罪与刑罚间纽带的刑事责任是否真起到了桥梁作用,即是否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要承担刑事责任,是否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承担了刑事责任?本文以大义灭亲为引,试分析在这类案例中,刑事责任的归属和轻重,以明示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缺陷,促进公民法治意识进步,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的。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探讨

近年来,未成年犯罪在我国刑事犯罪中所占比越来越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团伙化、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发生,不仅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同时也将会影响到目前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与形式的角度出发,针对刑事责任年龄、刑罚种类及执行、社区矫治等方面对未成年犯罪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论社会服务令在我国青少年犯罪中的适用——基于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突破

社区矫正制度正式写入刑法体现了刑罚的轻缓化、社会化。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化刑罚与社区矫正制度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从国内外司法实践、青少年犯罪特点、刑罚体系完善等角度看,关注社会服务令在青少年罪犯中的适用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食品安全相关立法的混乱局面,基于应把食品安全犯罪调整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将刑法介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时间提前,增加规范此类犯罪的类型,提高刑事立法对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性;刑罚轻缓化的立法趋势等刑事立法理念的考量,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应该实现体系化、科学化、刑罚轻缓化的转型。     

自洗钱入罪背景下涉走私洗钱犯罪实务疑难问题研究

走私犯罪是刑法第191条洗钱罪所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之一。应准确界定上游走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内涵,在区分相邻概念和明确范围基础上,根据对象能否为典型洗钱手法所“清洗”,对上游犯罪所得作出类型化的判断。对涉走私洗钱罪“明知”要件的把握应限制于对上游犯罪客观行为的认知,而不要求其对上游犯罪法律后果有明确知晓,在行为人拒绝供述情况下,运用基础事实和推定原则破解证明困境。自洗钱入罪后,以实施洗钱行为帮助走私行为的法律认定标准出现变化,需从主客观一致原则出发,厘清洗钱行为和走私共犯之间的界限,并准确区分共同犯罪分赃与洗钱犯罪行为的界限。     

浅谈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的作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积极进行犯罪预防是其社会管理的体现。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存在过于注重法律效果、职能一体化程度不足等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改变执法理念、加强未检职能一体化、强化刑罚执行监督等改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