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的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研究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条件下的新常态特征,各种隐性风险(如高杠杆和泡沫化)随着条件的变化逐步表现出来,虽然从总体上来看这些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化解该类风险仍需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本文阐述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分析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影子银行与宏观审慎监管,最后提出我国影子银行宏观审慎监管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现,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的相关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文章研究了在开放经济下,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降低由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投资过热导致的金融失衡、社会福利损失,并着重分析了在不同违约概率条件下,如何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累积,而后通过一个四变量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以及金融杠杆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对国内金融部门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常规时期,应当以针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而在危机爆发时期,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同时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     

金融冲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建立包含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的NK-DSGE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通过比较不同政策机制下金融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缓和了金融冲击的效应,并且可以同时实现稳定物价和稳定金融系统的目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1)金融冲击下,仅对产出缺口和通胀做出反应的政策具有最低的社会福利水平;(2)如果货币政策考虑信贷市场,并同时使用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那么社会福利将得到明显的提高。这意味着金融冲击下,政府应该积极行使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机制。当前,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积极利用金融冲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因此,采用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将具有相对较好的政策效果。     

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宏观审慎监管:一项适用性分析

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监管标准,并没有考虑新兴经济体金融体系的发展阶段和金融体系的特征。这使得新兴经济体在实施国际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本文认为新兴经济体并不完全适用目前的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标准。究其原因,除了与新兴经济体金融体系的特性有关,还与现行的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标准制定机制的缺陷相关。     

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主体问题探析

本文基于当前我国“一行三会”监管格局对宏观审慎管理的影响，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应以央行为宏观审慎管理主体．由央行来主导宏观审慎管理．并在此框架下具体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分工。     

投资银行业顺周期性与逆周期监管——基于美国投资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投资银行与银行业、保险业相同,也存在顺周期性,需要监管机构采取逆周期监管措施,缓解顺周期性,降低危机成本。因此,尽快研究投资银行的逆周期机制,逐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助于抑制投资银行不稳定的成本,更好地平衡政府干预和市场纪律,对促进经济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根据实证结果发现美国投资银行的顺周期效应显著。逆周期监管制度安排是确保具有顺周期性的金融系统可持续、稳健运行的有效手段。对投资银行采取逆周期监管,能够提高投资银行经营的平稳性,促进金融体系稳健经营。     

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关联性研究:中日比较及其启示

数次金融危机表明,信贷周期及其内在顺周期性在宏观经济波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也因此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中心目标。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作为判断信贷顺周期程度的表象指标反映了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与日本虽同为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国家,但在二者信贷顺周期性的调控方面却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信贷顺周期现象显著,而日本在2003年后则出现了阶段性信贷逆周期情况。这不仅体现了日本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宏观审慎监管过渡的卓越成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在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     

金融周期、“大而不倒”与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改革

文章通过资本监管的视角，讨论了我国的金融周期性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大而不倒”问题。基于银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监管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系统重要性机构也存在一定的“大而不倒”特性。在过去10年间，由于我国实施了逐步严格的监管政策，这种周期性是有所增强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改革将有助于进一步规避金融周期性带来的损失，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金融机构更应当受到关注。     

银行体系风险与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基于全球72个国家的证据

宏观审慎政策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全球72个国家银行体系2000～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作用于银行体系风险的有效性及国别异质性。结果表明：总体上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银行体系风险；综合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针对银行总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针对银行资本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及针对银行资本与信贷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作用效果较为明显，且在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更为有效；针对借款人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仅在发达国家具有较为明显的效果，而针对银行信贷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不同情况下的效果均不显著。文章研究为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为有效预防和精准处置银行体系风险提供了依据。     

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周期性行为研究

运用我国5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5-2014年度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单步系统GMM估计,论文研究了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审慎监管压力和股权异质性结构特征对资本缓冲周期性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商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呈现负相关,即资本缓冲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而处于审慎监管压力下的城商行,其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特征较其他城商行有所减弱。此外,股权特征中控股性质和有无境外投资者持股可以影响城商行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行为,但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对于城商行而言,要加强银行体系的建设,建立“缓冲资本池”,并执行监管部门的审慎政策,以保持自身的稳定。     

关于中国金融战略的思考

大国崛起战略要有大国金融战略的配合与支持。中国的金融战略首先应研究金融如何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要着眼于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要在坚持宏观审慎原则的基础上梳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国家利益;要在把握外汇储备规模的适度性基础上,完善国家外汇资产配置战略;要在不断完美有管理的人民币基础上,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立足于建立与大国崛起相适应的大国金融。     

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运用PSTR模型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137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效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1)跨境资本流入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促进作用,而跨境资本流出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而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效应逐渐加强;(3)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显著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资本账户开放下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研究

文章在含有抵押约束的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探讨了短期资金流动对中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冲击的表现形式,并据此检验不同政策组合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加深将会引发短期跨境资金流动规模的提升,并导致资产价格、债务规模、通胀和产出波动加剧,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特征;基于外资总债务占比和总产出占比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均能起到缓解经济波动的效果,政策效果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呈现出递增趋势。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时,最优政策组合是以产出和通胀为最终目标的传统泰勒规则;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升,缓解由此产生的经济金融波动的最优政策应当是传统泰勒规则与基于外资在总产出中占比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并且其监管效果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若干思考

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于我国加强国际金融合作、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吸收国内外宏观审慎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分析了我国在建立宏观审慎框架时可能面对的风险识别、工具运用和治理安排三个方面的挑战,提出了明确宏观审慎政策边界、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和识别、改进宏观审慎工具运用和评估、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治理安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了现实的影响。     

经济波动周期制造业的逆周期策略探析

经济周期波动与国民经济运行轨迹具有相关性。结合经济周期理论,评价和反思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分析和探讨行业周期性低谷的扩张策略、行业周期性波峰的收缩策略、以及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制造业的导向。将逆周期策略研究纳入企业发展视域,进而提出运用逆周期战略是制造业抵御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对策。     

当前中国的金融战略及潜在风险

尽可能加快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快推动国内金融体系向国内私人资本的开放。在建立全国性存款保险公司以及系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前提下，加快人民币利率形成机制改革。在上述两方面改革充分推进后，方可全面开放资本账户。     

强化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思考

在金融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合成谬误”问题,即从微观层面上看是单个金融机构的合理行为,但若每个金融机构都采取同样行动,则会带来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性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有关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国际上也开始有了实践。引入宏观审慎监管对我国现有金融监管的理念、格局和工具将带来挑战。我国应改变传统的注重微观审慎监管而忽视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理念,对建立在传统监管理念基础上的监管格局进行改良,同时采取多种方法相结合强化我国宏观审慎监管。     

我国商业银行逆周期资本监管适用性研究——基于《巴塞尔协议Ⅲ》

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9月正式公布了国际金融监管新框架《巴塞尔协议Ⅲ》,首次将逆周期资本缓冲这一重要工具引入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本文在简要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顺周期性及《巴塞尔协议Ⅲ》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的基础上,测算了2000年至2013年我国应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对《巴塞尔协议Ⅲ》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并结合分析结果给出了相关建议。     

全球金融周期、跨境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选择

各国金融状况相关性和联动性的逐步增强导致全球金融周期现象的出现，“三元悖论”和“二元悖论”相互取代对政策选择提出诸多挑战。危机期间美国货币政策紧缩、风险因素上行对资产价格、信贷增长、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作用明显增强，仅靠浮动汇率制度已无法隔绝外部冲击，需要利用资本流动管理降低金融连接强度，“二元悖论”成立；非危机期间金融市场波动性下降，浮动汇率制度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明显提升，“三元悖论”成立。为防范外部冲击、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需有效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和杠杆率限制降低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危机期间使用资本管制政策限制资本流动，通过建立风险水平的监测体系，选择适宜的时间窗口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