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从当前主流的公司治理模式来看,公司治理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即市场监控模式、内部监控模式和家族监控模式.目前,这三种治理模式出现了强烈的趋同现象.本文通过对三种模式的比较分析,认为公司治理模式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单纯依靠某种监控方式为主的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最佳的,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在建立治理模式时,只有各种公司治理模式互相借鉴,综合各种模式的优点,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股东权益,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公司治理模式: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这一术语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文文献中出现，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公司治理原则中，对公司治理定义如下：公司治理是一种据以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同时它提供一种用于设置公司目标的结构并提出达到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现今国际上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即股权主导型、债权主导型和家族控制型的治理模式。     

浅析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

本文通过对当前两种主流公司的治理模式即美英的外部监控模式及日德的内部监控模式的相关特点进行研究及梳理,结合我国公司治理的历史发展,对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和探讨。     

公司治理框架下的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在分析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和区别,分析了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的内部控制,并结合我国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现实情况,以全面风险管理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司治理下企业内部控制的具体思路。     

信息结构、契约理论与公司治理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人文特征是引致公司治理结构演变（或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受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长期影响,制度变迁具有鲜明的家族色彩;人文特征体现出强势的纵向非正式契约和相对弱势的横向正式契约的特征,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网络契约安排;信息结构的规范度和分散度较低,意味着对外部经济主体的“信息单边垄断”和“内部人控制”;信息集中和信息优势使债权控制（银行治理）和大股东治理具有改善“信息单边垄断”和“内部人控制”的意愿和能力,其应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选择大股东治理的事前、事中监控与银行治理的事后监控相结合的“全程监控”,是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模式。     

对我国应用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思考

我国公司治理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日德的内部监控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由于我国的历史国情以及利益相关者模式本身的缺陷,注重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公司治理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当前我国公司利益相关者最重要的三极是股东、经营者与员工,所以公司治理需要在股东、经营者和员工三者利益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选择

本考证了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效率和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并得出结论：现实的国情和西方公司治理的演变趋势决定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路戏只能是首先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未来应朝着以内部治理的主、外部治理为辅的博采众长的混合模式的方向发展。     

实时财务监控与治理效率提高

当前,我国公司治理还停留在结构治理层面,怎样运用财务监控机制促使公司治理富有成效,仍然是一项空白。本文探讨了实时财务监控目标导向机制确立、快速反应机制和主神经系统建立以及层级结构模式的构建。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国有企业改制成国有上市公司后,仍暴露出许多治理结构上的严重问题。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三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分析当前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股权结构不合理、激励机制不健全、内部控制严重、监控较弱等问题,进而提出完善治理结构的相关建议。     

试析公司法人治理的系统模式

文章提出了一个公司法人治理的系统模式 ,分析了公司治理模式的相关要素与内容 ,并对如何在我国建立系统化公司法人治理模式提出建议 ,主张在我国创建“内控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治理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

利用2001—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代理成本的视角,对机构投资者在强化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的存在及发展能够完善公司治理、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但该影响的经济效果较微弱。指出:有必要进一步创造条件,促使机构投资者在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外部监督、股权激励与股权代理成本

基于股权代理成本角度,采用2010年中国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和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了外部监督、股权激励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代理成本高的公司更加倾向于寻求有效的外部监督,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股权激励并不能起到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反而会提高股权代理成本;股权激励会提高公司对外部审计质量的要求。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政府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给区域智造产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以珠海、深圳临港经济区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利用173家规模以上智能制造企业2015-2017年政府治理创新前后的工业经济指标数据，运用SIENA模型，从动态演化视角对大数据监管下的政府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大数据监管创新政府治理对区域智造产业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且在发展周期上表现为治理创新、工业经济发展与地方社会贡献的协同演化稳定性。据此，给出有利于政府现代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启示。     

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基于金融控股公司运行特征的分析

金融控股公司运行的特殊性必然导致其利益主体的冲突性较其他企业更为激烈。受金融行业严格管制的影响,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受到削弱,内部治理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则大大提升。严格的行业监管是对公司治理的一个有效补充,但在综合监管手段匮乏的情况下,应强化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建设为目标的管理。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基于边际分析的内部控制监管适度性研究

内部控制与流程的关系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流程是内部控制的唯一现实载体,内部控制是流程的多种固有功能之一。内部控制监管以强化流程治理功能为目标,但在客观上是对流程结构、流程功能和流程利益的全方位监管。内部控制监管本质上是流程监管,恰当的内部控制监管可以有效纠正管理者在流程设计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增进股东利益。但过度的内部控制监管则会损害股东利益,因此内部控制监管必须是适度的。     

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财务舞弊行为的实证研究

财务舞弊行为的产生有诸多原因,内部动因和外部诱因都有可能产生财务舞弊,就内部动因来说公司的治理结构显然起到了不容小觑的驱动作用,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选取2009—2010年因财务舞弊而受到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公司治理指标对财务舞弊的影响。分析结论是：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监管和治理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股权机构的合理化和提高董事会、监事会监督效率等方面。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严监管”下审计监督的个体治理效应*——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

本文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研究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发挥的个体治理效应。采用2007—2017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以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严监管”背景下审计监督对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个体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2013年开始的“严监管”时期。这一结果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关系不仅受到审计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最终,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因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引致的公司价值减损和股价崩盘风险。     

复杂产品系统项目的治理结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

回顾了项目治理理论,并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识别复杂产品系统项目的利益相关者,进而对4个典型的复杂产品系统项目的合同签订过程、团队组建、外部环境和项目效益等进行剖析,从中析出具有一般性的复杂产品系统项目的治理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复杂产品系统项目治理模型是由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环境治理组成的,是反映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划分、参与方式及项目沟通协调的综合治理模型。提出:内部治理反映项目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领导力;外部治理反映契约关系的作用;环境治理是项目各利益相关者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