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市场化过程中的三方博弈分析

土地市场化配置对于合理利用稀缺的土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政府希望通过从上到下强制性制度变迁行动,达到土地市场化的目标;而随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灶吃饭"和"财政分权"等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逐步演变成为具有自身效用函数的政治经济组织;土地的实际占有者也不再是政府部门可以任意支配的机构,随着"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等改革措施的实行而成长为市场体制下的微观经济主体,要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中央政府的供给型制度创新行动并不必然转变成地方政府,特别是土地占有者的自觉行为.于是,在政策传递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土地实际占有者之间的博弈便产生了.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土地市场发育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土地实际占有者三方博弈的过程、结果及其对土地市场化配置的影响,阐明我国土地市场发育迟缓的制度原因.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分析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分税制基础上实行的一种财政调节制度,是协调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强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手段。由于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缺陷,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过程中过分追求本位利益最大化,从而影响到了制度目标的实现。     

基于农户金融合作视角的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村合作银行存在产权不清和所有者缺位问题,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来解决。本文基于农户金融需求和地方经济发展双重视角建立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与GDP挂钩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产权制度选择行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建立产权清晰的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而地方政府按照GDP最大化目标选择的农村合作银行制度使改革偏离了预定目标,导致众多问题出现。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土地财政的起因与改革

本文使用地方政府财政利益极大化和官员利益极大化假设,研究在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和不完备的财政联邦制情况下,中国土地财政出现的原因和这种体制的社会成本以及土地制度与财政体制交互作用下的改革战略问题。作者提出财政体制的改革应该与土地制度的改革同步进行,以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收益的财政路径依赖。通过改革土地制度,来保障土地产权的社会公平,进而推动构建稳固的地方公共财政制度基础。     

经济责任审计、官员治理与地方政府投资效率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所引起的地方债务激增,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叫停不少违规或擦边的融资方式,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地方政府是由地方官员组成的,在地方政府非效率投资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地方官员的利益。因此,本文从地方官员的治理着手,研究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和经济责任审计对这种影响的约束作用,进而用实证检验经济责任审计基于对官员权力约束而产生的对地方政府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     

房地产市场中的政府激励机制:问题与改革

理论分析说明,在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与整体经济目标存在激励不相容现象,其理想的商品房投资规模总是高于中央政府的预期,而其理想的保障房投资规模总是低于中央政府的预期.因此,地方政府往往积极干预商品房市场的运行,而在保障房建设方面却缺乏激励.实证检验结果说明,地方政府重视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的财政利益,是房地产业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要促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必须从调整政府激励机制入手,其措施包括营业税税目分享改革、土地出让制度改革、调整保障房中政府分级责任机制和改变增值税分享办法等.     

谈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逐步迈入规范管理阶段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可能，因此阻碍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市场失灵的原因是集体建设用地利用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而政府失灵是地方政府追逐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结果。本文提出了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对策。     

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

分税制以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政治推动力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政府行为的市场化不仅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推动力,也为地方政府官员运用现有权力和可控资源进行寻租提供了可能。从地市级层面上探究地方政府行为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并将官员腐败纳入地方政府产生干预行为的动机,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多重利益驱动下产生的银行信贷干预行为,会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地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财政激励、晋升激励、腐败都会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三种利益动机驱动下产生的信贷干预行为的影响程度同样存在差异,其中晋升激励和腐败行为的影响更大。     

两型农业建设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简称两型农业)建设离不开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涉农企业和农户。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深入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涉农企业(农民)之间、涉农企业与农民之间、涉农企业(农民)之间的博弈行为。发展两型农业是利益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结果,但是需要对地方政府、涉农企业和农户实施"引导"。这种"引导",可以使地方政府、涉农企业和农户有充分的信心选择两型生产。需要依靠加大投入力度、促进科技进步、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和公众参与制度、加强行业自律和利益协调机制等办法来改进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     

司法审查对行政垄断的规制

行政垄断产生的经济根源——信息不对称及地方与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决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代理成本。司法审查可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问题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之目的,进而有效规制行政垄断。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分析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部门,发挥着利它和共利的作用。其作用的有效性与市场生产周期性密切相关,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它具有＂经济人＂的特征,其参与市场方式和行为必然会考虑自身利益。为了本国或本地区的利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这种政府行为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化,同时会形成恶性循环,而规范的政府行为则是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良好快速发展。     

“以地融资”:土地财政在地方PPP融资中的价值分析

PPP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且内部收益率相对有限,但我国地方政府成功地利用了PPP模式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究其原因,本文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是我国PPP项目在股权和银行信贷两个方面得以成功融资的重要保证。随后的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规模与该地区政府入股PPP的资金规模、PPP吸收社会资本入股的资金规模以及银行向PPP项目投放信贷的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资源促进PPP融资后,所募集资金更多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此外,上述现象更显著地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和非官员变更的年份。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促进PPP项目融资这一模式,在积极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金配置结构过于倾向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将信贷资金偿还风险与房地产市场波动相联结,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内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     

社会主义体制下政府行为研究——对"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偏离?

现代民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作为其行动的目标。但事实上,由于代议民主制下的选举制度、利益集团的干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的行为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利益偏好与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的集体利益偏好就是追求预算外收入。以此为逻辑起点,利用1985—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表明,官员集团(尤其是中下层官员)"预算外收入"的集体利益偏好与高层官员"政治晋升"的个体利益偏好、地方政府的利益激励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高度共融。不同时期差异显著:1993年以前,地方政府追逐预算外收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反过来会抑制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扩张;1993年之后,二者相互促进,且预算外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大于之前。根据两阶段的实证结果差异,可以进一步推知,对于整个地方政府而言,政治晋升激励优先于以预算外收入为主要表现的财政激励。随着现有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负效应尽显,经济转型亟需优化对地方政府的效用偏好,并增强财政约束与施政过程监督。     

权责分离、政绩利益环境与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客观上存在权责分离,这意味着债务权力难以受到债务责任的有效约束,如果出现地方政府“经济人”利益诱导,地方政府债务将超越社会利益范畴而出现超常规增长.可见,权责分离为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超常规增长还取决于不同政绩利益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利益行为选择.实证检验发现,权责分离加剧了基于追求经济增长预期和应对人员支出压力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债务违约.进一步检验发现,权责分离对债务超常规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经济人”利益强度,这与上级政府补助引起的支出独立性存在负相关,即上级补助越多,支出独立性越弱,对债务依赖越小;与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存在正相关,即在“唯GDP”政绩考核模式下,周边同类地区经济水平越高,越能激发地方政府加速举债.最后,本文从改变债务权责关系、转变政府官员政绩观、优化财政分权体制等方面提出遏制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的相关制度措施.     

土地市场中政府与开发商的博弈分析

在渐进转型的中国,由于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全,土地市场中的寻租行为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寻租进行博弈分析,探索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各方利益群体的行为取向、影响因素及土地市场中的寻租活动给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并提出了进行制度创新、规范政府行为以限制土地市场寻租的相应对策。     

城市土地出让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研究

在改革土地使用制之后,土地市场与地方政府之间,其关系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但是,在当前的城市土地出让当中,由于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在转型期的财政分权当中,地方政府之间分化独立,形成了一个利益主体。它对于当前制度框架中的地方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资源的掌控加以推动,从而对租金进行最大化的垄断。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介入经济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地方政府在实现效用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过程中,土地资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形成了房地产、金融信贷、招商引资、地方财政、土地等方面复杂的格局,从而搅乱了土地市场秩序。     

地方利益与中国经济发展

地方利益是以地方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利益,它体现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之中。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的行为既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可能损害经济的发展,因而有必要规范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的行为,以实现区域经济与整体经济的双赢。     

地方利益、纵向财政关系与治理风险防范

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诸多方面存在的激励兼容问题,总结出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财政利益在区域发展平衡、改善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财政安全等方面存在不一致给国家治理带来的风险,认为中央政府应对治理风险的政策工具单一,纵向控制力较弱。现有财税体制改革中所体现的中央适应性地强化对税收的控制、监督地方非税收入等,在防范治理风险方面存在很大局限性。提出鼓励公共参与、改善转移支付、强化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等多种方式辅助纵向机制降低治理风险,促进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旅游制度变迁机制及其理论体系构建研究——基于新博弈格局视角

回顾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一对博弈主体之间关系及行为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与演化历程。而现有旅游制度研究当中大多以未明晰的“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二元博弈分析则存在着理论缺陷,它忽视了我国“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博弈主体在与“中央政府”、“微观主体”之间进行动态博弈与旅游制度设计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基于上述认识,文章以地方政府经营旅游业原动力为出发点,分析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及其制度演变历程,从时空角度动态审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一对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演化过程、展示其关系的演化轨迹、逻辑内涵与实质,并基于此初步提出构建旅游地多元博弈模型与适应性管理制度理论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