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国际公约之考察

刑事诉讼活动一旦展开,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住宅、文件等就面临着可能来自侦控机关的不当侵害,基于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宪政理论等原理的要求,确立律师从程序和实体等角度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就成为必要。世界各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国际公约中都规定了被告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权获得律师为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权利。了解外国的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国际公约,对于我们认识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并完善相关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英美法系国家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之考察

世界各国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国际公约中都规定了被告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权获得律师为其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权利。在法治国家,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在刑事诉讼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系。了解英美法系的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相关制度,对于我们认识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并完善相关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On the Legislativ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riminal defendant’s Access to the Right to counsel

我国法律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并且这种权利的行使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就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为委托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但是从现行制度下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来考察,很难说被告人真正地、充分地享有辩护权,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十分有限,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也不享有完整的辩护权,同时司法现况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基本要求差距甚大。本文对我国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制度及其运行进行了考察,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浅析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的确立及其宪法化

刑事被告人的质证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刑事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也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为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质证权真正落到实处并建立起良好的制度基础,对其理论基础的研究便凸现其重要性。     

论刑事被告人的强制取证权

强制取证权作为刑事被告人的程序基本权,一些国家和国际条约都相应做出了规定。本文通过对该权利设定的价值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足,以期提出较为合理可行的强制取证权制度,从而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     

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的欧洲标准及其启示——以欧洲人权法院萨多斯诉土耳其案为中心的分析

关于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欧洲人权法院萨多斯案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摒弃了整体平衡原则,尝试建立明确的规则。经过之后的判例和欧盟立法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包括律师帮助权的告知、放弃、范围以及相关保障机制的规则体系。法国、荷兰等具有较强职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地根据这一规则修改了国内立法,逐渐允许犯罪嫌疑人在讯问前咨询律师并要求律师在场。为了杜绝非法审讯,我国应当参照欧洲经验,加强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律师介入的及时性和提供法律帮助的有效性。     

从审判权与治理权的关系看中国的宪政之路——读《宪政古今》有感

《宪政古今》是美国宪政学家麦基文的讲稿,该书通过对治理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分离和抗衡关系进行阐述,明确了真正宪政的内涵：区分一国属于专制还是宪政的标准,主要看其治理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看治理权是否侵犯了审判权,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政之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论建立律师在场权的可行性

关于律师在场权,可追溯至1966年美国米兰达规则,该规则要求警察在羁押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律师在场,并且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前必须告知其沉默权及律师帮助、在场权等权利。在各国的立法及联合国有关公约中都有所体现,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对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权在场有明文规定。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入人大的立法规划,理论界、实务界包括社会各界都对律师在场权的设置给予极大关注。     

论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与律师参与

由于缺乏《刑事诉讼法》之上的依据,我国司法实践当中的证据开示协议很难约束辩护方;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交流,不是证据而是关于证据形成的主观意见,原则上不能作为证据开示的对象;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案件当中,属于法定开示范围内的控方证据材料,应当由检察机关制作证据目录、并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内容及证明目的说明,于起诉时一并移送法院;由法院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时一并送达被告人。证据开示制度和阅卷制度能够有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