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的美国农民与政府关系——兼论美国农民利益维护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利益集团政治视域下，对美国农民与政府关系进行博弈分析，认为美国农民与政府的博弈是一种双重的重复博弈。美国农民与政府不是彼此对立，而是良性互动的，其博弈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即农民要求得以满足和政府支持得以彰显的统一。政府农业政策选择和农民集体行动是考察美国农民与政府博弈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民与政府关系的较好处理。美国的这一经验事实，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具有重要启示。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社联社

松桃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社联社成立于2004年11月26日。一年多来该社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宗旨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增强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基本情况与政策取向

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被征地农民，为解决这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确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资金来源、政府责任、工作程序等政策内容，地方政府也采取相关政策措施积极配合。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两种做法、六种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各地在开展此项工作时也存在一定问题。为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同地同价”和“先保后征”的更高要求和标准目标，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

基于我国省际间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地方公共支出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引起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同向”的增长效应;劳动力规模流动促使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支出来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者福利待遇;但劳动力流动对于引起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扩大的作用明显高于贸易开放。     

我国发展市政债券的模式选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和支出的资金瓶颈问题,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地方融资平台,并以此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在短期内快速增长。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这透露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累积一定的风险。同时,我国城镇化建设将加速推进,地方政府将产生巨大的融资需求。因此,地方政府融资应在防控债务风险的前提下寻求“最优途径”,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可以解决地方政府融资之困。     

退耕还林:优化政府规制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体系

本文分析了退耕还林中的产权冲突,指出退耕还林政府规制优化措施之一是在强化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同时,妥善安排好农民的生计,合理安排农民补偿性收入的“收益流”;政府规制改善措施之二是采取“弹性”的退耕还林政策协调中央、地方与农民在还林“经营权”上的冲突。退耕还林成功与否还在于国家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公益林营造激励机制体系,出台相应的公益林营造激励机制措施。     

解决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融资难途径的选择——对瑞安市农村融资状况的调查

近几年,“农村融资难”成为地方政府和经济金融界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成为“三农”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对于农村融资难,经济金融界众说纷纭。那么农村融资难在何处?是否各地都相似?解决农村融资难途径何在?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访了瑞安市有关乡镇、村民和企业,并选择经     

试论兰州城市民俗旅游品牌战略

为了实施民俗旅游品牌战略,可从黄河民俗文化旅游、金城关“丝绸之路”民俗文化旅游、浓郁穆斯林风情、城市时尚风情、桃园风情旅游等方面入手,打造兰州城市民俗旅游品牌,为兰州城市民俗旅游的发展建言献策。     

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应“打假”

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之一,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然而,一些地方政府不是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下功夫,而是靠虚增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显示政绩,加快实现小康乡村,致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失真。对此,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应来一个“打假”、“治假”的综合治理。 一、虚增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危害。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反映指标之一,虚增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仅会助长一些部门的浮夸风,掩盖农民收入的真实情况,夸大农民实际支付能力,导致虚假繁荣,更主要的是按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计算的提留统筹费也会增多,这也就相应增加了农民负担,农民对此十分反感。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疏远了干群关     

解读上海自贸区

当其他地方政府高调地想要谋求“自贸区”这个称谓的时候,中国唯一获得官方认证的“上海自贸区”却显得异常沉默。 尽管,在6月的时候,就有媒体爆出中央暂停了各地方关于“自贸区”申报工作的新闻,但依然无法阻挡各地方政府对于这个“头衔”的热情。     

当前地方政府保增长问题研究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出台的扩大内需计划,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保持本地区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在保增长中,某些措施与做法存在一些问题。完善地方政府保增长政策须正确处理“四个关系”,大力推动“四个转型”,努力防范“四种风险”,深入推进“四项改革”。     

建立农村个人信用体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目前,新农村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缺少对农民个人有针对性的信息掌握。建立农村个人信用体系能提高政府和基层机构解决农民问题的效率,规范和促进交易,帮助农民融资,能给农民进城发展提供平等的机遇,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物业税改革配套制度设计

中央政府冀望通过开征物业税缓解地方财政困难,进而建立事权和财权、财力相配套的财税体制,从根本上遏止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解决地方政府的“逆向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此项改革举措并未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相较于物业税而言,地方政府更青睐于“土地财政”.物业税迟迟不能全面实际开征,关键在于与物业税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的缺失.应从激励制度、信息系统、征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评估制度、地方政府间分配制度等方面完善物业税改革的配套制度,为物业税的有效推进和全面实施奠定有利的基础.     

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福建省为例

从宏观审慎管理角度看,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鲜明的传染性和顺周期特征。金融市场的“城投信仰”“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等现象均是政府债务风险的表现,也是需要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文章梳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基本内涵和我国政府债务发展情况,分析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体系的传导机制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定量判断指标;以福建省为例定量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并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提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目前，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已下决心尽快研究解决。在此背景下着手研究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这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银行高官变动 改革全面提速

近两个月,中国银行业高层人事变动异常活跃。 先是5月底,交通银行率先引发人事震荡。中固农业银行出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蒋超良从湖北省副省长的任上调往交通银行出任董事长,而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的张建国则从交通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荣升为行长。两位曾经有着国际业务背景的“老银行”执掌交行。对于正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准备海外上市的交通银行来说,很有意义。蒋超良以往央行及地方政府大员的经历,对于解决交通银行中央与地方分散持股的复杂股权关系非常重要。     

财政国库存款“外借”现象应予重视

按照相关规定,对于计划调整、追加预算拨款,国库经理部门应依据相关证明材料办理,以保证地方政府预算的正确执行和有效监督。但由于受经费指标及年初财政预算的制约,为解决一些用款单位的临时资金需求,有些财政部门经常以“暂付款”、“借款”名义,将财政库款     

江苏省三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满意度调查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我国的经济结构也进入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新阶段。在此时期,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三农”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性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际,也谈不上现代化社会的完全建立。为了减轻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社会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社区金融机构的建设

发展农村中小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内容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基于中国农村农民数量庞大的现实．政府政策补贴固然可以促使农民短期内增加收入．但从长远来看．政府更应该帮助农民找到致富的治本之策．才能通过农民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多的收益。     

黄宗羲定律、利益集团及税费改革--基于历史角度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的税费改革和黄宗羲定律怪圈形成的过程进行总结与分析,认为农民税负不断加重的深层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悬殊,导致农民对于税负转嫁无力抵抗,被动承担。针对目前的税费改革以及对改革的质疑,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先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通过改变现存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真正地保护农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