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分配效应:实证与模拟北大核心CSSCISSCI

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正在扩大,并且已经对于促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和制约。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按照国际经验和目前劳动力工资的实际情况,上海通过调整最低工资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甚至试图借此缩小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实证分析表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无法使基尼系数出现下降的拐点;而只有通过调整高收入户收入增长过快以及收入增长过程中的分配不公问题,基尼系数会出现下降的拐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缓解劳资关系,但是一味提高则可对于劳动者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上海收入分配要解决的问题和重点是分配不公,而不是急于缩小收入差距。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采用面板数据混合估计方法（OLS）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显著提高了总体的工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总体工资水平上涨0.148个百分点;第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工资分布群体具有异质性影响,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要大于高收入群体;第三,最低工资标准对男性、国有部门和高技能群体的收入弹性分别大于女性、非国有部门和低技能群体的收入弹性。一方面,政府要意识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对收入分配的积极效果,也要注意对总体工资水平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非国有部门政策监管相比于国有部门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此外,在低端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无需过度顾虑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削弱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     

从贫富差距看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2011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凸显,物价上涨过快,区域收入发展不平衡,很多地方政府都对最低工资结构进行了调整。由于我国一直没有制定统一的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而目前主要是各地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与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差距很大,有的地区不到700元,有的地区已经达到1300元以上,更甚的是同一个城市不同行政区域最低工资标准都不一样。这样的工资标准显然是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可能加剧贫富收入差距。文章主要结合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现状,通过对实施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利弊因素的分析,阐述了建立我国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作用意义及建议对策。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使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正>要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应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民的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应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     

个人税制的起点

【英国《金融时报》8月26日】中国立法机构正在审议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案，政策和公共辩论都聚焦在起征点上月收入800元的全国统一起征点已经实施了24年，其间大部分城市居民体验了通胀和收入的轮番上涨，而地区收入差距也以惊人速度扩大。固守这一标准显然再荒谬不过，那么起征点应该提高400元，还是700元，或者更高？     

坚持科学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缩小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影响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文章通过构造汉密尔顿函数得到了最优的收入差距水平,关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对单个消费者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说明收入差距应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从部分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进行分析

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时间较短，与其相关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文章从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关系、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关系及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通过对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文章建议应从合理地测算并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环境和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管体系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     

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和影响因素研究——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例

文章利用2011年浙江省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契机,调查分析了新的工资标准实施前后最低工资制度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的执行力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力度由原先的80%降低到70%左右;最低工资制度在提升劳动者收入上发挥了一些效果。研究显示,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均是影响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力度的因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影响执行力度的重要因素。文章认为,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存在着工资标准过低和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大幅度削弱了该政策提升劳动者工资的作用。     

中国制造业拿什么PK东南亚

耐克和阿迪达斯先后关闭了在华的加工厂,移师东南亚。一时间,东南亚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劲敌"。在这场PK中,中国制造业以何取胜?9月起,海南省最低工资标准全面上调2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在原基础上上浮2元。今年以来,全国17个省份先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分配"提低"进程加速,也预示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最低工资的提高直接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的增加。苏州一位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人工成本涨得有点‘吃不消’"。     

建立我国职工工资收入保障体系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增长优先战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长期实施这一增长优先的发展政策,虽然使中国经济一直增长最快,但是,中国收入不均等的程度普遍扩大,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0年0.33迅速扩大,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O.4,目前已超过0.45。中国社会变得更加不均等。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国工人工资很低,我国规定最低工资     

村级迁移率与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验证村级迁移率提高是否会缩小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结果发现村级迁移率提高不仅没有缩小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反而显著地扩大了村内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本文依据村级迁移率的大小对样本进行选择,差分模型的结果表明,在低流动样本地区迁移网络扩大了农户间收入差距,而在高流动地区迁移网络却缩小了农户间收入差距,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笔者认为村级迁移率提高反而扩大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迁移网络规模效益没有形成和目前的户籍制度造成外出务工的农民不能在城市定居.其政策含义是:加强农村迁移网络的建设,提供均等的迁移机会;明晰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土地流转;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使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要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应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民的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应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民的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第二,调节收入分配.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要增加中等收入的比重.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四,保护合法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     

劳有所得 干有所值——怎么解决分配不公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一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接力赛"在各地展开:北京调高至1160元,上海1280元,广东1300元……"全国最高"标准屡屡易主。上半年,已有18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体现"劳有所得"原则、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的重要举措,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分配公平的重要内容。     

全球最低工资水平和变动趋势

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保障最低端工人的"体面丁作和尊严生活",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最低工资政策对于维持居民基本消费支出,促进经济复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国际劳工组织(ILO)、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以及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各国最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在各国之间差异较大.     

着眼社会公平破解分配难题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收入分配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深切关注,是所有国家在历史、现在和未来都要面对的课题.     

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经济学分析

在现阶段，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城镇居民、地区之间、不同行业和城乡居民之间。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涵盖了全社会所有成员，存在时间最长；行业间的收入差又集中在城市不同行业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并到城镇居民收入之中；中国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农村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地区差距实际上也就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因此，研究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最低工资掀争拗港爆裁员执笠潮

今年"五·一"劳动节对香港有特别意义.从那天起,最低工资条例正式实施.其实,早在1960年代,台湾就出台了规范工资标准的法例,内地也于2003年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标准.而香港经济一向奉行高度自由政策,推行最低工资标准在港一直阻力重重.也正因如此,当首个最低工资标准于5月1日终于在香港得以执行时,许多支持者高呼"这是香港最重要的劳工法例".     

亚洲国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与对策

亚洲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了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这一情形与上世纪60—70年代的东亚经济体所创造的"公平增长"奇迹截然不同,也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拉美)近年收入差距下降的趋势相左。本文对亚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和成因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应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过去20—30年中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给许多亚洲国家创造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与财富,但这些机会与财富并没有给所有的人带来同样的益处。高技术工人、资本、城市与沿海地区相对于低技术工人、纯劳动力、农村与内陆地区得益更多。这些因素通过三个渠道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国民收入中劳动力报酬份额的下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区域之间(包括农村与城市及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而由制度缺陷、市场扭曲和社会歧视等原因造成的机会不均等使得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经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技术进步、全球化与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力量与趋势不应该也不可能被逆转,因为他们是收入增长与生产力提高的原动力。但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消除机会的不均等来缩小收入差距。本文提出三个具体的政策建议:通过有效的财政手段缩小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缩小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经济转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本文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路线图,他们可以依此找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具体路径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相反地,如果对这一问题坐视不理,经济增长将会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