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中国”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利用2011～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估计法考察双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表明：双试点城市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这种促进作用因地区分布、资源禀赋、城市规模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机制分析发现,双试点城市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居民消费和互联网发展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协同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单试点,双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强,并呈现出显著的协同作用。因此,应有序、合理扩大试点城市规模,加强政策协同与联动,因地制宜推动政策实施,推进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浅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而建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这一实践，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2001年11月29日开始，无锡市在全国地级市率先进行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立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同时将市政府39个部门的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0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分别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BM-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尤其在南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存在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条传导路径,但绿色创新表现为遮掩效应,而且这两条传导路径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城市、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而应积极推动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助力可持续发展。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能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能否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基于2008—2020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利用多时点DID方法以及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的城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设立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提升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引领作用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在普通地级市显著，且在中部城市和北方内陆城市提升作用更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效应，为城市经济韧性提升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渠道检验

本文以2010年中央推行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低碳城市试点对获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甄别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获批低碳试点城市能够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为正。对影响渠道的检验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渠道间接提升所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并未得到验证。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的驱动效应——机制识别与空间效应检验

探讨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利用2011～2018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构建与测度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绩效指标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细致剖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资本错配缓解效应是其有效作用机制;数字经济对东部、中心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本错配缓解效应来实现,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则是数字经济驱动中西部、非中心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作用路径;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未来如何依托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经济绩效提升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支撑。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两种模式

为探寻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对美、英、法、德、日五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美、德两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内生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外生均衡型城市化模式代表了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当中的两种不同模式。其中,德国模式不仅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避免了严重的"城市病",而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房地产价格上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探析——基于中国25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0年~2012年我国257个城市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房价上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与产业结构升级呈倒"U"型的关系,房价水平较低时,房价上涨有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房价的持续上涨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面影响。     

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三角16个中心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区位商指数测算与分析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金融服务业集聚度,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产业结构作为因变量,以区位商计算出来的金融服务业集聚度作为核心解释,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存量(HR)、技术进步(TEC)和政府干预(GOV)四个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2004～2010年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金融服务业集聚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大小.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金融服务业集聚对该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产业结构正沿着产业结构高级化路线发展,但这一推动作用的程度还不是很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在引入的四个控制变量中,除政府干预外,其余这三个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产生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消费升级。然而，这一显著变化是否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呢？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20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消费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水平的门槛效应调节。因此，应当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稳定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提倡青年群体理性消费，积极参与创业创造；统筹协调生产要素资源禀赋，服务产业结构升级。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研究

资源型城市要摆脱困境,转变发展模式,关键在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此,本文分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指出制约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并提出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及作用强度。研究方法：使用2004~2013年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产业结构数据,选取面板回归、空间计量等方法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前期产业结构的改善会进一步促进当期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对其邻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创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影响过程及前后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联系。研究价值：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政策建议。     

产业融合与数字创新：来自三网融合的证据

产业融合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三网融合是促进数字创新的重要举措。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模型研究三网融合对我国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网融合能提升我国城市数字创新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在三网融合与数字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三网融合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间接提升我国城市数字创新能力。因此,应大力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人力资本对我国数字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企业可尝试利用已有数字技术进行渐进式数字创新,加速推动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     

金融发展、门槛效应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北大核心

在系统梳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相应门槛值后,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因此,各级政府应不断完善金融体系,扩大金融发展规模,实现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同时,应当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政策,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努力减少其他外生变量的束缚,寻求跨越门槛的方法和途径,以更好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创新型城市的设立是否提升了绿色生态效率？

通过引入PM2.5指标改进绿色生态效率的测度模型，采用全国281个地级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我国绿色生态效率地级市和城市群层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而京津冀城市群表现为“U”型特征。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相较于其他区域板块，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较弱；产业高级化和创新环境改善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调节效应。因此，各地应借助创新型城市的政策外溢效应，结合地区环境比较优势，以优化产业结构和稳定创新环境为突破口，有序推进国家创新型体系建设。     

市管县体制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影响——新地级市设立后市辖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水平协同发展,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市管县体制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夜间灯光和经济统计数据,本文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等方法评估1993—2007年市管县体制确立过程中新设市辖区的发展绩效。结果显示：第一,市管县体制的确立对新设市辖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市管县改革一方面促使新市辖区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促使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实现了地级市中心城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集聚。市管县体制的确立使新地级市政府成为完整的行政主体,其经济发展主动性显著提升,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了中等城市化初始集聚过程,形成了产城相互促进的发展路径,这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逻辑。     

环境信息披露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影响机制分析

将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6年我国25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信息披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倒逼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加强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并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反而会抑制地区外资流入,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消极影响。经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一般城市(非省会城市、非直辖市及非副省级城市)、内陆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     

碳足迹税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绿色技术创新？

碳足迹税是打破传统环境治理形式与促成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政策尝试。基于2007—2020年中国26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碳足迹税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DID模型实证检验碳足迹税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显示：碳足迹税对高科技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碳足迹税对东部和中部城市高科技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与东北城市并不显著；碳足迹税能够明显促进低级别城市高科技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对高级别城市并不显著；碳足迹税对非资源型城市高科技产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资源型城市并不显著。对此，政府层面应致力于优化碳足迹税收征管方案、探索碳足迹税收征管体制实施路径；企业层面应加速推进碳足迹税认证与推广、提高创新研发能力及强化内部监管。     

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技术创新绩效综合评估

使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我国各地级市传统创新绩效和绿色创新绩效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型试点政策对地级市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绿色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绿色创新绩效分组回归发现,在高环境规制强度分组和高绿色研发投资分组政策发挥了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政策对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呈V字型分布,东部地区效应最为显著,西部次之。同时,政府财政支出力度越大,数字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创业活力越强的城市其政策促进效应越明显。据此,政府应持续推行创新型试点政策,并扩大试点范围,因地制宜,全面推动绿色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