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基于定性半强制分红与定量半强制分红的比较研究

股利政策迄今为止仍是个"谜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一波三折,具有自身独特的制度背景。文章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这一新视角,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2000年至2013年期间,整体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若考虑证监会在2006年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即2006年实行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之前实行定性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并以2006年为界进行分组研究表明:2006年之前即定性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006年之后即定量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发生逆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为了再融资,上市公司迎合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要求,其分红意愿增强了,但股利支付率却下降了。(3)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弱化和扭曲了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股利之间应有的相关关系。可见,2006年之后的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并改变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为了消除"逆向选择",调整和取消半强制分红政策、将分红政策还给公司决策层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这应该是未来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选择。     

保护性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高管股权激励契约中股利保护性条款的特殊制度安排,本文采用Relogit模型与多元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其现金股利支付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未控制公司规模下,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未实施激励的公司更具有现金支付倾向,且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更高.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市场化进程与现金股利政策:治理效应抑或缓解融资约束?

市场化进程在整体推进的同时,各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却不平衡,从而使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或面临的融资约束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所在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进程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具体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均越高;市场化进程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主要源于市场化进程的缓解融资约束效应。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沪深证券市场2006—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分别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两个方面,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是否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来看,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负相关,但统计意义不显著,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是公司是否支付现金股利的重要影响因素;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来看,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公司的股利发放率并不因盈利能力增强而提高。     

股改前后对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2005年、2007年年度数据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考察了股改前后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因素,主要探讨了股改前后股权结构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股改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没有显著差异.(2)股改前,股份流动性、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均不显著;股改后,股份流动性与现金股利支付呈显著负相关,但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仍不显著.     

国家审计、审计力度与银行股利政策

基于2003年至2016年的上市银行金融审计情况，探讨了在信息传导和治理机制作用下，国家审计对于银行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审计行为不但与银行现金股利支付倾向正相关，还显著提升了现金股利支付力度。审计力度的提高则进一步增加了现金股利支付，即审计发现的违规违法问题金额比例越高，现金股利支付力度越大，从而为股利政策的结果模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是审计公告对于银行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力度的影响均不显著。此外，按审计类型进行分类研究后发现，进行公告的审计行为以及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均与现金股利支付力度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对于提升金融审计影响力，完善审计公告制度，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QFII持股、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中国的经验证据

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从QFII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角度来考察QFII对上市公司治理的作用。实证检验发现,QFII持股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普通股获利能力以及现金分红水平,并且QFII持股比例越高,这种效应越明显,这表明QFII起到了公司治理作用。文章不仅从股利政策的角度揭示了QFII的公司治理作用,而且通过使用面板数据部分解决了以往研究所碰到的内生性问题。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与公司的股利支付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是财务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选取2002～2007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结合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构建模型,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对每股股利和股利支付率显著正影响,法人股比例对每股股利和股利支付率负影响,但显著性水平不高,流通股比例对每股股利和股利支付率显著负影响.     

交叉上市对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影响分析——基于捆绑效应的视角

在拓展了拉波塔等(La Porta et a1.)、艾加德和本阿马尔(Adjaoud and Ben-Amar)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Tobit与OLS模型探讨了不同类型交叉上市对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交叉上市能改善企业外部投资者保护环境并提升企业内部公司治理水平,A+H股与A+B股交叉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比非交叉上市公司更稳定;而A+H+N股交叉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又比其他A+H股交叉上市公司更稳定。     

投资者法律保护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终极所有权结构视角

自La Porta et al.(2000)将投资者法律保护引入股利政策研究领域后,为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本文利用2003～2008年的最新数据,从终极所有权结构的视角探讨投资者法律保护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实证发现:控制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后,投资者法律保护与现金股利支付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并不体现替代模型,真正影响现金股利支付的是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而且现金股利的支付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现金股利政策成为最终控制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可能性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现金股利,大多数文献只是对影响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因素进行研究,对现金股利支付可能性大小研究的尚不多。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特点及支付可能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司面临现金流的不确定性程度、所处周期、面临的投资机会等因素对公司股利支付的可能性有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务柔性、企业成长性与现金股利政策

现金股利政策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管理者将内部信息传递给市场的重要方式。文章以我国能源上市公司2014—2018年财务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财务柔性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企业成长性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以及企业成长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务柔性与现金股利政策呈正相关,企业成长性与现金股利政策呈负相关,企业成长性在财务柔性与现金股利政策相关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能源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据,同时也丰富了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现有研究。     

股权结构对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0--2010年A股市场分配现金股利与未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属性)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即是否支付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股权集中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当上市公司进入全流通后,这种正相关显著降低;从股权属性来看,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而进入全流通后,国有上市及非国有上市公司均显著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倾向程度.此外,当民营上市公司负债水平较高或面临较多投资机会时更有现金股利支付倾向;盈利能力较差的上市公司相比其他公司更有现金股利支付倾向.     

股利政策、自由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自由现金流处于经理人控制之下,经理人有可能将企业资金投入到能够给自己带来私人收益但损害公司价值的非盈利项目,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可以迫使经理人"吐出"自由现金流,从而降低企业过度投资风险和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但对中国制度背景下现金股利过度投资约束功效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无关.其原因在于,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受到监管层政策驱动因素和获得再融资资格意图的严重影响,造成股利政策的扭曲,并且在失衡的股权结构状态下,现金股利已被"异化"为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一种手段.     

外贸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

本文以盈余持续性作为盈余质量的代理变量,实证考察外贸类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包括发放股利的类型以及股利支付程度)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关系,以检验股利信号理论在外贸上市公司中是否成立。研究发现,对我国的外贸类上市公司而言,股利政策具有信号效应,能够传递盈余持续性的信息,派发股利的外贸类上市公司与未派发股利的外贸类上市公司相比,盈余持续性更强。     

浅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的关系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期末如何分配其可支配收益的政策.本文以2006年底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及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内部人利用股利政策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侵占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西方现代股利政策理论及实证研究回顾

本文对西方现代公司股利政策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回顾和分析.其中包括主流的股利行为模型、股利的信息内涵、代理成本、追随者效应,也包括国内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债务约束、声誉学说、成长机会和交易成本问题,以期对国内相对落后的股利政策研究和随意性较强的股利政策制定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信号传递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沪市2003年单纯派现公司和不分配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是否分配现金股利、不同支付水平的现金股利以及股利的增加或减少等事件的市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检验现金股利政策信号传递作用在我国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市场对现金股利宣告没有反映,现金股利政策不能有效地发挥信号传递作用。     

西方国家股利政策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管见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对税后收益在支付股利和增加留存收益之间合理分配的政策安排.自1961年米勒和莫迪尼的股利无关论以来,西方国家股利政策理论主要有股利顾客效应理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股利代理成本理论,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财富转移效应.这些股利政策理论受到西方国家上市公司的高度重视,并在西方国家股利分配实践中广泛运用.我国在股权结构、税收政策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现代西方国家股利政策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究竟有无指导意义?应如何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现金流不确定性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2005—2010年77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股利政策其他主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现金流不确定性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呈正相关，而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