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

本文首先考察了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演变历史,并利用HP滤波法分离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成分,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更多的时候,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反而成为经济波动的触发因素之一。因此,在利用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时要注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波动。     

预期冲击、房地产部门波动与货币政策

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加入针对房价预期形成的适应性学习部分,重点考察预期冲击对房地产部门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贝叶斯估计结果表明:首先,预期冲击会显著影响房价与房地产投资,并通过房地产部门将波动传导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其次,会引起对非房地产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再次,对非房地产业的实际变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在长期则较为有限;最后,房屋供给冲击、预期冲击和货币冲击能够解释房价和房地产投资在整个样本期的大部分波动.此外,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分析显示,在存在预期冲击的环境中,对房价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所引起的损失.     

银行信贷与中国经济波动:1993-2005

基于1993—2005年的季度数据,本文在一个包含银行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了银行信贷和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模拟结果和实际数据的对比表明,引入银行贷款渠道和价格粘性的经济周期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很好的解释力。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1)技术冲击解释了大部分产出、投资以及长期消费的波动;(2)信贷冲击解释了大部分短期消费、贷款以及货币余额的波动,对产出、投资的波动有一定解释力;(3)货币需求冲击影响不显著,仅对通货膨胀、贷款以及货币余额波动有一定的解释力;(4)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通货膨胀的大部分波动。     

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模拟

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机制的财政政策、金融中介机构以及粘性价格、粘性工资等特性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校准模型结构参数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技术手段分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贷款、消费偏好等8个外生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消费偏好和政府购买支出等冲击均导致我国经济上升,即产出和通货膨胀均上升,贷款和技术冲击导致产出增加而通货膨胀下降,投资调整成本冲击导致产出和通货膨胀均下降,价格加成和工资加成冲击均导致产出下降、通货膨胀上升;货币供应量、技术和投资调整成本冲击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基于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

建立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在分别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当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通胀目标变动冲击是导致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出:我国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胀目标,并使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移。     

银行信贷与中国经济波动：1993-2005

基于1993--2005年的季度数据,本文在一个包含银行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了银行信贷和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模拟结果和实际数据的对比表明,引入银行贷款渠道和价格粘性的经济周期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很好的解释力。脉）中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1）技术冲击解释了大部分产出、投资以及长期消费的波动;（2）信贷冲击解释了大部分短期消费、贷款以及货币余额的波动,对产出、投资的波动有一定解释力;（3）货币需求冲击影响不显著,仅对通货膨胀、贷款以及货币余额波动有一定的解释力;（4）货币政策冲击解释了通货膨胀的大部分波动。     

多重套利、货币政策冲击与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基于VECM的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有中美利差、广义货币供应量、价格指数、人民币汇率以及资产价格等因素,并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动因为货币政策冲击、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货币供给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双向作用机制,资产价格和人民币升值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单项作用机制。因此,要增强货币政策稳健性,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改变单向升值为双向浮动,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冲击。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

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货币政策效果优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在金融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优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并使用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货币政策仍是当前宏观调控框架下的核心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针对金融冲击设计的扩展工具,它是货币政策的补充而并非替代品。我国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处理平台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定义、测度及成因分析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定义为公众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并表现为货币政策目标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工具不确定性及货币政策传导的不确定性。基于TVP-SV-FAVAR模型,我们从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和传导三个方面选取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CMC)方法,测度了2007-2020年期间的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外生于经济波动,其成因在于货币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外生突发事件冲击。政策建议是：(1)精简和优化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和传导机制;(2)保持货币政策决策人员、沟通、信息发布、政策调整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国内外货币政策分化严重时期;(3)降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外货币政策进行科学的解读,防止不确定性的共鸣效应;(4)避免重大突发外生事件冲击对货币政策预期造成太大压力。     

利率传导机制分析

利率问题是金融市场分析和金融管理领域的敏感问题,利率传导反映了货币政策由现行的直接控制型传导机制向间接控制型传导机制的过渡.利率传导机制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密切相关.本文从利率市场化生成制度因素,即货币冲击因子、利率跨业和业内传导特征、利率对实体经济传导和利率传导的经济波动四个方面分析了利率传导机制,并运用结构性VAR模型,对利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利率传导在不同利率灵敏度产业中的差异.     

生产率冲击、随机趋势与经济波动

文章在新古典随机增长模型的框架下,扩展并简化了KPSW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并用它识别和测量了具有持久效应的生产率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具有持久效应的生产率冲击不仅引起了这些变量长期趋势的随机变化,而且导致了投资和产出偏离随机趋势的短期波动.不过,生产率冲击的短期波动效应可能并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     

中国金融经济周期波动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调控效应分析

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双重稳定和协调发展是新时期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任务。基于带有时变参数的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与动态溢出指数方法对中国金融周期的波动特征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动态展开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影响关系。整体而言,金融波动对经济波动的溢出影响较强,而经济波动对金融波动的定向影响则相对较弱。进一步地,基于包含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的反事实模拟分析表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运用有助于实现经济与金融双重稳定的调控目标。平抑经济与金融波动有必要建立健全财政政策短期功效与货币政策长期功效之间的协调机制,并进一步强化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机制,以更好地应对内外部金融冲击,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协调稳定发展。     

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区域非对称性研究

使用S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方法定量分析了1994～2007年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冲击对三大经济区域产出影响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长期内我国货币政策具有中性,短期内具有区域效应,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趋同特征。表现为,一方面,货币政策冲击对各地区产出在响应程度和时滞上具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冲击对各地区经济波动的贡献率随着时间而趋于一致。     

政府换届、经济政策与政治经济周期

在梳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比较中西方国家该理论前提、内在逻辑的差异,并从实际出发提出相关命题,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1953年～2008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会"召开周期 (中央政府换届)与经济波动周期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中央政府换届导致地方政府交流周期,政绩考核晋升机制使地方政府产生纵向、横向上的竞争,并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发展举措,进而加大了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央政府政治周期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项目竞争、软预算约束以及货币信贷倒逼机制,扩大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在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异常冲击时,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表现出平稳经济波动的特征.     

能源价格冲击与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数值分析及政策模拟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能源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运用贝叶斯推断法估计了模型参数,考察了能源价格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机制,并尝试回答在冲击下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问题。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由模型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资本品市场供求关系和名义粘性等决定,而通过数值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将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能源技术进步与较强的名义粘度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经济波动风险;货币(利率)政策规则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变量对能源价格冲击响应的幅度,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可以采用小幅温和地盯住能源价格波动的方式。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经济失衡形成和传递机制的分析及对中国数据的考量

本文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分工网络出现局部失衡以及这一局部失衡引起网络内部的结构性失衡,并最终演化成全局失衡后各分工部门又通过自我行动调节恢复平衡的一个动态的市场过程。本文简单地探讨了出现局部失衡的原因以及这些局部失衡引致结构性失衡和全局失衡的传递机制。基于此,我们分析了政府的宏观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并得出政府可以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也可以是保持经济稳定和抑制经济波动的重要力量。政府宏观政策的效果受到政府获取认知经济状态信息的效率、以及政府决策形成和执行效率的影响。最后,我们利用中国大陆地区1978-2013年的面板数据做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宏观政策与经济波动相关,其中短期政策与波动正相关,长期政策与波动负相关,这些相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显著的,且财政政策显著性的表现优于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对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研究

本文借鉴Frankel[1]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货币政策与中国农产品价格之间的数理模型,并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52至2012年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长期抑或是短期,货币政策均对中国农产品价格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应,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是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关键性因素;在货币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农产品价格比较敏感脆弱极易受到影响而产生剧烈波动。(2)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还受到财政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财政支出的扩张对中国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起到了助推作用,而汇率的冲击则并不显著;此外,农产品产量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已经不是导致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3)基于1999年1月至2012年12月数据,运用邹氏断点检验方法证明了我国2009年2月之后快速的货币供应量是导致本轮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最主要的因素;另外工业品出厂价格、国际农产品价格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对本轮农产品价格波动产生了正向冲击效应。     

中国货币政策对国内需求影响的非对称性研究——基于受约束的非对称VECM模型

本文采用受约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方向性冲击对实际投资和实际消费的非对称性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货币政策方向性冲击对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且负向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大于正向货币政策的影响;从短期看,受消费者预期和政府投资等因素的影响,方向性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的变动不存在非对称性。     

1980-2006年东亚经济波动的原因——基于面板VAR的分析

东亚经济波动及其协同性的存在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文章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6种冲击对东亚经济波动的影响,并考察了宏观经济各变量在面时冲击时的动态反应,以及汇率和通货膨胀对经济波动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国内的供给冲击、汇率冲击,国外的利率冲击、需求冲击都会对东亚经济波动产生较大影响,汇率是外部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而通胀是内部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东亚各经济体对外部需求变动和世界利率变动所产生的冲击应予以重视.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与预期管理研究

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出现下降,表现为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波动的能力明显减弱。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预期误差冲击和预期管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现状,从而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足时预期管理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预期管理通过逆周期引导市场通货膨胀预期,能够大幅减小经济波动并使经济更快收敛至稳态。同时,福利损失分析表明,在货币政策有效性不足的情况下引入预期管理,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损失下降近40%。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背景下应加强对预期管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