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农村贫困程度的估算与模拟

本文测算了1984—2003年宁夏农村的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高的家庭。     

我国农村贫困线的测定——基于营养视角的方法

农村贫困线是估计农村贫困程度和规模的重要尺度。即使到目前,视贫困线为维持人们基本生存所必须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的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该原则,从贫困最基本的测度指标食物营养出发,本文利用Matlab软件,基于我国1985—2009年部分年份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对农村贫困线重新进行了模拟和测算,与其他一些研究结论类似,测算结果表明,之前我国公布的农村贫困线标准长期偏低,农村贫困人口规模有所低估,但2011年11月19日最新公布的贫困线标准缩小了与本文测算结果之间的差距。     

农户资产贫困分析——以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

本文运用资产贫困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利用2009年S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的资产贫困进行测量和分析,为资产贫困的干预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对农户的住房、耐用品、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及耕地4个方面贫困状况的分析.并以4个维度中的任意3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作为总的资产贫困线,其贫困发生率为23.92%.其...     

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本文分析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的贫困线标准及其内涵。通过分析全国和主要贫困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的资料,作者认为,8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合理的绝对贫困线应定为按198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200—260元的纯收入水平,而不应当是150元的纯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的程度和贫困在各省、区及区域间的分布。     

物价变化、贫困度量与我国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研究

自2007年初至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历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农村物价水平也经历了持续的上涨。相关研究表明,受到物价变化影响最大的往往是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家庭。本文基于物价变化具有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间存在的不同消费结构,分析了物价变化背景下通行的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可能存在的偏差,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研究表明,相比基于农村CPI的贫困线调整方法,用反映农村贫困人口实际消费结构和综合价格水平的农村贫困CPI进行贫困线调整,能更加准确地测度贫困人口受物价变动的实际影响,且有效地降低贫困线调整和相应的贫困度量方面的误差。     

中国扶贫战略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

中国在2020年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贫困问题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由于中国相对贫困现象较为突出,并与绝对贫困存在交叉,这使得以基尼系数为基础的相对贫困测度失真。本文首先通过回顾中国的贫困线调整和扶贫政策演变,分析贫困类型的转变;然后对城乡二元结构未打破背景下的农村相对贫困规模进行测算,提出基尼系数区域化的设想;最后对城乡统筹下的相对贫困线设定进行现实考量,并给出设计方案。即:中国2020年之后的相对贫困线设定应采取两区域、两阶段方法——非沿海地区实施绝对贫困线相对化、沿海地区实施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贫困线,并每5年上调一次;2035年中国进入城镇化后期,相对贫困标准整体进入以全民可支配收入为识别基础的阶段。未来贫困治理仍需要在工作培训、区域转型、多维和精准识别上不断提升。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对中国农村贫困线和贫困人口的再测算

本文运用"马丁法"测算了近年来中国农村的贫困线标准,结合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分别测算了1980年以来的农村贫困状况,结果表明,农村实际贫困线要比官方公布的低收入线还要高出1倍,贫困人口也要大得多。面对两种相差悬殊的贫困状况,我国的农村反贫困政策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

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是三个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贫困测度标准。本文在系统分析贫困测度指标对扶贫政策取向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1985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扶贫政策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却更加恶化，不仅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更加远离贫困线，而且深度贫困者处于更为相对不利的地位。针对这种变化，本文讨论了改善贫困状况的政策取向。     

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为防范农户陷入贫困和解决农村贫困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研究方法:本文借助2016年湖北省1682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法,分别考察国定贫困线、1.9美元贫困线和3.1美元贫困线下不同类型土地有无转出和转出面积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土地转出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且农户贫困脆弱性随着转出土地面积的增加而降低;从土地转出的异质性来看,水田转出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为明显,旱地转出的效果次之。研究结论:应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户收入,从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     

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3年CHNS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贫困,而且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脱离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或非贫困)家庭在脱离(或进入)贫困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脱贫后都进入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大多数情况下非贫困家庭在进入贫困后都分布在离贫困线较近的收入阶层;贫困家庭在脱贫后并不具有较强的维持非贫困状态的能力,同时,刚进入贫困的家庭与之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在脱贫的机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旨在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准确估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方法]文章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设置邻接、地理和经济3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2007—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1）我国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在邻接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得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17%,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36%;在地理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23%,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29%;在经济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将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315%,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192%。[结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本区域内的农村贫困减少,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来缓解相邻地区的农村贫困。     

参与式贫困指数的开发与验证

本文从贫困概念的演变出发论述和分析了贫困测量方法发展的两个阶段，对贫困线方法和多方面测量贫困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我国扶贫工作中的扶贫瞄准机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参与式贫困指数的开发和验证以及计算方法。参与式贫困指数即选择若干个能够综合反映贫困特征的指标，进行数据调查、赋值、分配权重，根据特定的计算公式得到的能够说明其调查对象的贫困程度的数值。参与式贫困指数目前已经在我国扶贫工作中开始使用。     

几种贫困线测算方法的比较分析与选择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贫困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新问题。如何科学合理地制定一条贫困线,识别、帮扶贫困户对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湖北省为例,分别采用收入比例法、扩展性线性支出模型(ELES)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测算了贫困线,并将测算结果与贫困标准进行了比较,得出如下结论:三种方法各有优劣之处和独特之处,但ELES法测算的贫困线更贴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时,可以以可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法为主,同时佐以其他方法,因地制宜;在测算和制定贫困线时,应加强对相对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视。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适研究

当前,农村贫困监测中使用的贫困标准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贫困标准层次单一,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农民生活发展的现状和存在差距。(二)贫困标准变动性差。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户收入水平提高、物价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逐年对贫困标准作调整。(三)现行贫困标准以人均纯收入300元作为贫困线和脱贫线已不能正确反映农村的贫困状况,需要调整和修正,以适应当前农民生活发生的变化。     

加快云南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由于云南是一个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四位一体”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全省4400多万人口,77％的人口在农村,全省129个县市（区）中就有73个国家重点扶持县;这几年虽然解决了3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但还有777万人处于贫困线下,其中特困人口266万,占全国的10％以上;     

我国农村居民贫困线的测定

我国农村居民贫困线的测定刘福成一、确定农村居民贫困线的意义使我国现有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九五”时期的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看，贫困问题主要是在农村，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约...     

林业重点工程对农民收入与消除贫困影响文献回顾

综述了中国30年来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收入差距明显地拉大;按照世行的贫困线计算,21世纪初,中国农村人口有1/3仍在贫困线以下;与全世界的情形相似,中国的生态退化与贫困同样存在密切关系。回顾了林业重点工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发现尚存一些迫切需要开展研究的空间。     

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新时代扶贫事业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扶贫对象逐渐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文章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理论框架下，利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3FGLS）法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估计。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常用脆弱线0.5下，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25%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12%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在城镇相对贫困线下获得的结果远高于在全国相对贫困线下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该结果也表明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能够有效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     

新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

从1992年开始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之前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9—1984年。农村经济全面地、高速地增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第二个时期是1985—1988年。农业主要是粮棉出现徘徊,而乡镇企业仍高速增长,农民收入比较高地增长。第三个时期是1989—1991年,在三年治整期间,农业有恢复性地增长,乡企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了一点,而农民人均收入处于徘徊状态。从1992年开始。特别是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么一个目标,进入了一个自觉地全面地建立和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