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之判决比较

我国公司法20条和64条规定公司人格否定制度。但对对构成要件、程序规则、法律效果规定极为粗陋,司法实践中判决对公司人格否定认定和理由之阐释也极为简单。本文运用判例比较方法,从德国司法实务对直索理论和美国司法实务对刺破公司面纱的见解,对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立法和判决进行反思。     

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情形下法人人格否认问题之探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投资者投资设立多个公司,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关联公司应然而生。在实践中,大量出现投资者利用其设立或者控股的各个公司来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比如转移关联公司的财产,以最大化实现自己的利益。与之同时,许多关联公司发生人格混同的司法案件在实践中出现,并且成上升趋势,典型案例为最高法2013年公布的指导案例15号。虽然,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则,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关联公司发生人格混同的情形下要否认法人独立地位,也没有人格混同的法律概念。实践中关联公司发生人格混同的情形下,是否能够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规则,从指导案例15号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法院将关联公司发生人格混同的情形扩大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理由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否妥当?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有关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案例,比较相关案例判决的异同,在结合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基础,从而给出作者的一些建议。     

浅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本质及其适用条件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认,主要表现在该法第20条第1款和第3款的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实质上是一种司法规制而非立法规制。关于此制度的很多东西难以用成文法来加以表述,因此往往只能做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尽管如此,通过对该条规定的分析,仍然可以看出在我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上大体应当具备的实质要件。为此,本文从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结果要件、因果关系四个侧面分析了我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上大体应当具备的实质要件。     

对我国判决解散制度的几点思考

2005年《公司法》确立判决解散制度填补了我国公司立法的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对该制度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细化,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尚存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仅对公司僵局、股东利益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三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判决解散的司法适用有所裨益。     

各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比较与在我国的发展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起源于美国,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公司人格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制度在各国的发展变化各不相同,各有特点。在我国,公司人格滥用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因此,在我国立法及实务上建立和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很有必要的,而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和经验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再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新<公司法>第20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本文围绕新<公司法>关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从法人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展开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浮动账户质押的法律效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纠纷案”评释

我国《物权法》未明确规定账户质押担保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则肯定这一金钱质押担保方式。但该条规定除了固定账户质押外,是否适用于浮动账户质押情形,以往司法实务认识不一,学界意见分歧。本案判决认为,浮动账户质押符合《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5条规定的金钱特定化和移交债权人占有之要求。这一裁判结果不仅符合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也符合动产质权之占有公示方法。但本案判决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实账户质押情形。     

论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本文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从我国建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迫切性出发,对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的公司法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论述,论述的角度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和适用范围,适用要件包括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适用范围主要为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规避合同及法律义务以及股东与公司间的人格混同三个方面。     

对公司司法解散的思考

公司僵局与股东滥权是现代公司运作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形成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公司法的制度安排。为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新《公司法》第183条对公司的司法解散进行了规定。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概括,缺乏可操作性,加之欠缺公司司法解散的配套规定及司法经验,使得司法解散在司法实践中困难重重,在此有必要对第183条予以解读。     

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探析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实质是对公司股东有限责任的排除.我国新<公司法>虽然确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未在法律条文中明确其适用的相关问题.笔者通过对一人公司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分析,尝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完善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僵局救济途径之司法解散

公司僵局是公司治理和公司司法实务的一个难题,新公司法第183条为其解决指明了司法解散的救济路径。但是该条规定太过原则性,相关细节并不详实。文章就第183条中＂严重困难＂＂重大损失＂＂其他途径＂等规定提出质疑,并对该条文没有明确的被告主体、股东持股时间限制和善后清算程序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公司决议无效规范基础的实证考察与认识论革新

原《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未对该部分进行改动。但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务中被法官援引作为决议无效基础的规范数目大、范围广,且远远超越了实证法对决议无效事由之“内容违法”的限定。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成为令人瞩目并担忧的现象。司法实务中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张的路径主要有四种,即基于法律行为规范、“权利保护”与“禁止滥用权利”规范、程序性规范和职权规范的扩张。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现象既有其实务根源,也有其制度根源。我国决议瑕疵制度立法应引入“权力瑕疵”这一认识论框架,并明确“决议机关绝对越权作出决议”为决议无效之事由。     

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金融债权的保护

为防止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以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各国纷纷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加以修正和补充,对公司的独立人格不予以考虑,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以平衡公司与股东的权利和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这便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作者认为,我国引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有利于金融债权的保护,必须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尝试和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从而抑制社会信用缺失现象进一步蔓延。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证据分析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理论是在针对公司股东滥用法人人格,而给相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所提出来的。由于审判机关在适用此制度时,缺少相应的程序法规定,往往没有达到此制度设立之初衷,所以本文就此制度的适用情况和审理时的证据认定、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做一定程度的探讨。     

浅析不当得利制度及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民法通则》对不当得利制度作了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规定,由于规定的抽象与缺乏可操作性,使其在司法实务中难以应用,亟待把抽象的法理具体化为法律规范,增强可操作性,缓解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上混乱的现象。本文对不当得利的概念、构成要件等进行了分析,结合其他国家立法上的特点,探讨了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现状和发展。     

关于内幕交易中公司是否为行为主体之探究——以台湾地区法院实务判决为鉴

关于公司是否可以成为内幕交易罪的行为主体,长久以来理论与实务界一直都有争议,对此问题,我国台湾地区于实务界中也有过一段时间摇摆不定的争论,经常将公司与执行业务的自然人交易混淆,导致论罪判刑的推论不正确。惟近年来,内幕交易案件的判决较多,经过多方案件讨论及逻辑推论,台湾地区的司法实务就此问题的意见已归于统一,认为公司得为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     

论自我洗钱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对于"自我洗钱"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上游犯罪人能否成为洗钱罪的主体这一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从"不可罚之事后行为"理论、我国现有刑法规定、司法实务以及国际立法等方面进行分析,应该予以肯定的回答,进而对自我洗钱的行为人也应适用数罪并罚。     

合同附随义务研究

本文通过借鉴国内外有关附随义务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相关司法实践,并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及司法实务,来对合同的附随义务进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方法。以期对我国构建完善的合同义务体系以及帮助司法机关正确的做出司法判决,维护法律权威有所裨益。     

论外国法院判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及其完善——以《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66条为视角

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制度中,承认与执行的条件是一个核心问题,本文先介绍与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相关概念,然后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第266条的规定为视角,具体分析外国法院判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及其缺陷,最后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论WTO反倾销司法审查条款及其借鉴

WTO《反倾销守则》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这一规定在世贸组成员国的国内反倾销法中普遍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中国采取"转化"的方式将该规定的内容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完成了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而实施这一系列的立法过程对法治原则的贯彻和独立司法审查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特别是在保障该制度的独立性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方面对西方司法审查概念在中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