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研究——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要素流动的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我国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无论是对资本配置效率还是劳动力配置效率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显示，要素流动是数字经济改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机制；区域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效果在内陆地区较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基于此，应推进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可持续增长：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浪潮中，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一道“必选题”，对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三产业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通过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和声誉效应促进其可持续增长。因此，政府应充分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引导中国企业朝着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迈进，以企业可持续增长带动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     

地方政府竞争、税收任务与税收超收——来自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5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探讨地方政府面临的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当年的税收任务设定值越高，对企业的税收超收越严重；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提升效应越弱。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任务对企业税收超收的提升效应在完成税收任务的压力大、财政自给率高以及东、中部地区更显著；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任务对税收超收的效应在内资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弱的企业、小微企业以及隶属于地方税务局征管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为此，应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优化税收任务的编制方式，以提升企业税收激励作用。     

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中国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技术与税收征管深度融合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升了企业实际税负、降低了企业投资水平，且这一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企业税后收益的直接减少、现金供给能力的间接削弱，是其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机制。此外，面对数字技术进步、征税能力提升的外生冲击，民营企业、征纳合谋企业及财政收入任务更重地区的企业，其投资下滑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企业具体的投资结构同样发生了变化，企业生产设备投资、厂房建筑投资及研发投资都显著下滑，且从行业属性来看，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企业的投资更加理性、稳健，其投资效率显著提高。     

数字时代虚拟集聚对推动地区突破技术锁定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如何突破产业发展的“痼疾”技术锁定、促进创新效率提高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挑战。首先,本文将产业集聚外部性理论引入异质性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利用2013—2021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虚拟集聚对技术锁定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虚拟集聚显著促进了技术锁定效应的解锁,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解锁效应更加显著。其次,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虚拟集聚对技术锁定效应产生影响的机制进行检验发现,虚拟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外部性促进技术锁定效应的解锁,提高创新效率。最后,本文为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建设及中国高水平创新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发展重塑了劳动资源配置方式。本文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升企业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和劳动配置不足企业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途径,提升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市流动。     

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

居民消费增长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流通效率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作用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流通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以及流通效率较高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效应更强，流通效率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产业发展、提高数字研发创新能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提升流通效率，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金融已成为新时期推动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关键内驱力。基于2012—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显著差异，伴随产业链韧性提升，数字金融作用效应逐步降低；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创新要素配置是数字金融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渠道；调节作用检验发现，市场分割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金融监管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发挥U型调节效应。我国应积极加大数字化投入，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等部署资金链，建立和完善金融资产信息库，推动金融业务数字化进程；加快落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破除地区间市场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变革，逐步优化金融监管交叉性强、重复率高的环节，提升数字金融监管质量和监管效率；完善创新要素配置，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产业链韧性提升夯实创新基础。     

税收激励、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支出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R&D税收激励的研发支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的估计表明,R&D税收激励对企业的研发支出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且该效应占企业研发支出的比重为11.39％.分组检验表明,R&D税收激励的挤入效应还因行业、所有制和地区制度环境而异.进一步分析R&D税收激励挤入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制度环境强化了R&D税收激励的挤入效应,即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R&D税收激励产生的挤入效应越大,制度环境与R&D税收激励之间具有互补性.前述发现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本文为处于争议中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证据.     

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评价--基于倾向评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2019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评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效应,进而探讨税收优惠对不同特征和异质环境下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研发税收优惠倾向流入国有企业,小规模、研发基础好及成立时间长的企业,东部地区和信息技术及制造业企业获得税收优惠的倾向更大;在现有的分配倾向下,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强度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具有“挤入效应”。而且,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与大规模企业相比,东部企业与中、西部企业相比,信息技术与制造业企业与其他行业相比,该“挤入效应”更为显著。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投入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探究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量”与“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渠道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企业规模大小差异、数字要素投入来源差异及制造业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效应产生明显的负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要素的投入质量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能源效率吗

本文利用2000—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变量的内生性及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后，核心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出口企业、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机制检验表明进口技术复杂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企业能源效率。     

论会计信息及时性与企业创新

文章采用上市公司2008—2021年的数据，通过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较强的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融资约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即更为及时的会计信息披露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信息及时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市场化程度对上述影响存在一定调节效应，表现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及时的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4—2020年中国991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分别构建数字创新与技术创新效率两个评价指标体系，运用VAR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创新及其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创新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数字创新不同基本要素影响也不同。进一步指出数字创新平台和数字创新文化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前期具有滞后效应，数字技术、数字创新者和数字创新公民则呈现正负效应交替影响；数字创新基本要素加入的驱动效应优于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驱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传统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县域经济增长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农村普惠金融对破解县域经济发展困局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5—2020年我国县域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协同效应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传统金融效率低，会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为有效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平衡发展；着力提升传统金融效率、发展水平与便捷程度，更好地发挥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且具有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促进效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提高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创新协同程度,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此外,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促进效应还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中,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市场整合的碳减排效应——兼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环境效应

市场整合加剧市场竞争，倒逼企业通过节能减排等手段降低相关成本，促进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利用200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市场整合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主要机制。研究发现，市场整合有效降低了区域碳排放，且该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模型估计法、考虑内生性问题、考虑政策滞后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基于分层回归的机制分析发现，市场整合加剧市场竞争，激励企业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减少能源消费、提高碳排放配置效率等渠道产生减排效应。基于门槛面板模型、分组回归法和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考察影响市场整合减排机制的主要外部因素。估计结果表明，在更富创新活力和减排规制更强的地区，减排效应更显著。鉴于此，我国应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各种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引导、激励企业转向绿色集约生产，逐步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完善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通过“做对激励”引导地方放弃保护主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更大范围发挥市场竞争效...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数字化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消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消费成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和增长新动能。本文将数字化消费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技术赋能、商业模式创新、基础保障支撑、数字消费治理四个层面构建数字化消费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消费的多层次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对数字化消费普及有显著的强正向效应，数字化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能够促进消费者的数字化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效率提升效应等促进数字化消费普及；基础保障支撑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消费普及，主要是通过物流基础设施保障、地区数字化消费设施保障等促进数字化消费普及；由于消费者对大数据推送内容的满意度较低以及平台隐私保护管理问题普遍存在，数字消费治理显著负向影响数字化消费普及，从而产生对数字化消费的负向作用力。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

本文基于2009～2016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识别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增加、专利产出数量增加和本地市场效应扩大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范围扩大，数字化转型对交易成本高的企业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本文建议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数字化基础，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中，推进产品创新和产业模式变革，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进行研发创新，打造数字化终端体系，扩大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政府资助与政府采购对企业科技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资助与政府采购是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政策手段，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01~2010年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政府资助与政府采购对企业科技创新影响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资助与政府采购政策对于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且政府采购的激励作用更为突出；从各省份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政府采购的促进效果明显优于政府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