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研究

风险承担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与股东财富，但民营企业往往面临着风险承担水平不足的问题，在国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国有股权参股民营企业能否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呢？文章以2014-2019年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国有股权参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参股能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民营企业所处环境的政策不确定性高、参股国有股权来源于本地时，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效果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国有股参股及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但存在创新过程漫长、风险极高等问题,如何有效激励高管合理配置创新研发投入成为研究焦点。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近万个样本为依据,分析不同的激励方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合中国高管激励实际情况,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晋升激励和在职消费四种激励角度分别研究其对创新投入影响,以及通过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探究高管激励、风险承担和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激励的四种激励方式均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随着时间的迁移,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的长期作用更明显。对研发人员的投入实施股权和晋升激励的作用相对较显著;在影响机制中,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发挥遮掩效应,晋升激励增加了高管对极差风险的承担能力,进而积极影响研发投入强度;股权等显性激励相对比晋升等隐性激励,更能够通过承担极差风险的中介作用影响研发投入。因此,股权激励在面临经营风险时对高管的研发投入决策更重要。     

中美贸易摩擦下外向型企业的应对与政策诉求--基于2019年“降成本”调查的分析

本文以2019年"降成本"调查为基础,从外向型企业视角考察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冲击。研究发现,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效应相对有限,但其将通过增加生产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在中长期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外向型企业通过减少生产、分摊成本、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予以积极应对,但这些措施存在双重不确定性:一是市场留给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时间窗口并不明确;二是企业的自发应对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就业压力增加、产业链断裂、传统产业创新发展受阻、对外依赖度增大等风险。因此,各级政府应从外向型企业的迫切诉求着手,通过深化改革、加强服务、完善政策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来应对内外部冲击的挑战。     

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风险承担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的稳健运行对宏观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探究董事会特征与企业风险承担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考察了董事会多样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多样性的提高能够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强其作用效果;董事会年龄多元化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且这种效应随着董事会平均年龄的增大而增强。上述结论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法重复检验仍稳健。研究结果支持企业董事会多元化;因此企业在选聘董事会成员时需结合自身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充分考虑董事会特征,为公司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刍议科技型中小企业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引领科技创新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因为多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影响,往往会阻碍其生存和发展。文章通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内外部环境存在的风险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对其影响是巨大的,并从塔勒布反脆弱理论出发,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需要如何应对提出了策略。     

我国技术市场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发展技术市场正成为新时期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水平和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两种中介途径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市场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高的地区企业中效果更突出。本文的结论凸显出发展技术市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如何有序推进技术市场改革、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

环境不确定性意味着企业经营环境中存在大量风险决策,这些风险决策既有可能使公司获得巨大利润,也容易使公司承担巨大亏损,而管理者无法事先对是亏损还是收益做出明确的判断,加剧了企业将资金投入错误项目的可能性,对此,文章选取2013—2019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投资效率过低。因此,应推动制度不断完善,为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文章提出建议:国家应通过加强对国内市场的监督和管理,促进企业间的良性竞争与发展,为企业健康发展和效率投资提供保障。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金融资产配置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同时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企业拥有的金融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也相应越高。进一步考察发现,伴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董事长从军经历与企业经营绩效波动研究——基于董事长权力、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从军经历会深刻影响个体价值观的塑造及技能的培养,改变企业高管的风险偏好和决策行为,进而导致经营绩效波动水平的差异。本研究基于烙印理论,采用2012年～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剖析董事长从军经历对企业经营绩效波动性的影响,并探讨董事长权力和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研究表明：董事长的从军经历能显著降低企业业绩波动性,董事长权力将削弱二者之间的关系;环境不确定性的两维度存在差异,环境复杂度越高,董事长从军经历与业绩波动性的关系越显著,环境动态化程度的影响则相反。本研究为上市公司招聘特殊经历高管及政府安置退役军人提供新的参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风险厌恶型多产品企业的贸易模型,以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了我国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主要体现为出口企业的产品种类减少、核心产品的出口份额增加和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融资约束较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更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分散风险和改变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来影响企业的产品范围。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应对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及我国外贸政策的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差异化战略

文章基于风险承担与保险对冲视角，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差异化战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风险对冲效应有助于管理层实施差异化战略，在民企以及诉讼风险较高的企业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更强的风险兜底作用；当采用高管海外经历作为工具变量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激励效应”而非“自利效应”影响管理层实施差异化战略，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高、战略进攻性较强以及研发创新较多（研发型专利和外观型专利）。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企业差异化战略的相关文献，还有助于全面认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公司治理效应，为董事高管责任的全面推广及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税收风险导向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

企业的税收风险具有可控制性、客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其形成的原因是税收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税务征管水平不高;纳税人风险意识淡薄。应提高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的认识,建立相应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加强信息沟通和对税收风险的监督控制,以规范企业税收风险体系的建立,降低企业税收风险。     

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影响——基于投资者关注的调节效应研究

重视ESG信息披露工作、促进ESG理念与经营管理相融合、强化风险和责任主体意识,是上市公司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以2016—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ESG表现的提高能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会改变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投资者关注度会减轻企业ESG表现对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既丰富了企业ESG实践对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又为投资者投资提供了新的启示。     

环境规制、不确定性与工业企业创新——压力能转化为动力吗?

环境规制水平提升与不确定性程度加强是我国工业企业面临的现实压力,创新被认为是破解当前困局和难题的关键。本文聚焦宏观政策及外部环境变迁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以压力向动力的转化为视角,探索增强工业企业创新韧性的可行性路径。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创新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需跨越制约作用拐点后,才能迎来压力向动力的转化,但不确定性增加了实现这种效应转化的难度,使得压力向动力的转化趋向延缓。其次,由于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环境规制与不确定性二者的综合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较大的财政压力和较低的信息透明度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提供了动机和条件,使得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更难跨越拐点。     

中美贸易摩擦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爆发这一外生事件,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检验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微观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角度抑制了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此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不变。机制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学习效应、融资约束以及风险承担三个路径来降低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非国有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以及拥有海外营业收入企业的创新水平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然而,企业自身的高生产率与高市场势力以及政府产业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效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对受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负面冲击。本文的研究结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中美竞合博弈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字塔股权、地区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企业风险承担

金字塔股权结构下两权分离和终极控制人的存在导致股东和经理人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已有文献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有一定的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本文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越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越高;相比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金字塔层级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优化地区制度环境差异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监管体制有借鉴作用。     

产权性质、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非效率投资特别是过度投资,是现今很多企业的一个通病,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又对企业决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文章选取了2009-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和过度投资程度呈正向影响关系,即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越会加重企业的过度投资;进一步引入了产权性质,结果发现,产权性质对企业风险承担和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国有企业会削弱这一关系。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手工搜集的200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海外背景特征数据,基于高阶梯队理论考察海归高管在企业风险承担中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研究表明:(1)海归高管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管团队中海归的人数越多、占比越大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2)当海归高管在企业中担任关键职位时,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显著更强.(3)海归高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仅当高管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投资者保护程度更好的国家获得海外留学和工作背景时成立,反之则不成立.(4)渠道测试表明,海归高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路径主要为研发支出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对债务融资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凸显出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对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以及微观企业的人才招聘和选拔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水平北大核心CSSCI

薪酬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虽经历多轮政策变迁,但国企高管-员工薪酬差距问题仍备受争议。基于管理层私有收益假说,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企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丰富薪酬差距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薪酬差距越大,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考虑企业特征差异,与功能类国企相比,竞争类国企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负相关性更显著;与地方国企相比,中央企业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水平表现出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处于成熟期的国企中,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但在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国有企业中,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水平相关性不显著。进一步,从内部治理机制看,当国有上市公司有非国有大股东时,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制度,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水平不再显著负相关;从外部治理机制看,分析师跟踪有利于加强外部监督,弱化薪酬差距与风险承担水平的负相关性。可见,现阶段国有企业治理仍然不够完善,不能有效抑制管理层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薪酬差距成为代理问题的一种表现,不能激励管理层积极承担风险。当前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应分层分类、因地制宜进行,并充分发挥内外部监督机制对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阻梗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从而阻梗这一渠道的传导;这种阻梗效应在经济上行期比经济下行期更强,在货币政策扩张期比货币政策紧缩期更强;通过"渠道识别"得到"纯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纯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阻梗效应依然存在.研究结果说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