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为视角,采用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范式,研究高管权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途径,而不是简单地对高管权力影响企业绩效的结果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公司高管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企业优化自身的高管权力水平能有效地提高研发投入绩效。而且,高管权力的四部分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不同程度作用,即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誉权力。此外,基于我国的所有制的制度背景,将国有制公司与非国有制公司分类做研究。     

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给予其政策上的优惠。同时,自主创新也是企业占领市场必不可少的关键条件。本文回顾了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基本概念,从企业的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的内在联系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锦标赛理论以及激励理论为基础,分析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以此提出相关建议。     

创新文化、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研发投入的理论模型,以京津冀地区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在创新文化影响研发投入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文化可以显著驱动企业进行研发创新。(2)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公司高管加大创新投资。(3)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均在创新文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公司风险与独立董事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12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4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为公司治理实证检验了公司风险和独立董事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公司风险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的只是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风险的企业更明显;（2）公司风险为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同质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形态。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而在低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3）独立董事同样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独立董事比例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独立董事的企业更明显。     

研发投入、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在我国积极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将创新视为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背景下,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4年-2018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研发投入、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论表明研发投入、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当期绩效分别具有负相关与正相关关系,且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     

我国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研发投入是转轨国家生产效率增长的不竭源泉,所以加大公司中研发投入是我国转变为创新性国家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关乎公司基业长青的不二法宝。由于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高管和股东的效用函数不完全相同,投机的高管就可能以股东的长远利益为代价而获取私人收益。如何有效地激励来降低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领域长期的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不断的实践和大量科学研究都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股权激励能提高研发投入。     

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创业板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本市场,被认为是高创新型企业的集合地,高创新性是其显著特点。随着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数量逐渐增多,其有效性如何,是否对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若两者存在关系,股权激励方案中的契约要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股权激励对研发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对激励方案具体要素的分析表明,激励标的物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影响,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加显著;较长的激励期限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授予高管过多的权益不利于企业研发投资。     

高管薪酬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在沪深A股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上市企业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础上,运用St at a/SE15.1软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高管薪酬激励作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六年的数据显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上市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且显著;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高管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但不显著。     

高管股权激励、研发投资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有研究表明“脱实向虚”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高管的决策影响着企业金融化程度,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方式,能够影响高管的行为。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高管股权激励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研发投入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货币政策冲击、银行风险承担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银行风险承担为中介变量,在货币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之间建立起联系,进而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并检验了银行风险承担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货币政策冲击显著地影响了我国企业研发创新活动,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研发创新就越活跃,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第二,银行风险承担在货币政策冲击影响我国企业研发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下,银行风险承担可能只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下,银行风险承担则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两权分离、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发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一项重要的活动,他决定着公司的效益与发展前景.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从大股东激励和高管激励的角度考察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以及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板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会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公司高管持股则会降低公司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提出了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促进股东与高管形成权力制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建议.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西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前沿研究述评

股权激励是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冲突的有效方法,但关于股权激励对代理人经营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文从股权激励和风险承担的量化方法及两者关系这三方面对有关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西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关系的前沿文献进行综述,并指出我国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趋势,以期能对研究我国股权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影响有所借鉴。     

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选取2009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海外经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本文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企业在招聘高管时可考虑其海外经历,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     

管理层激励、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16-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了管理层激励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对管理层实施激励可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呈倒U型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中对管理层实施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     

金字塔股权、地区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企业风险承担

金字塔股权结构下两权分离和终极控制人的存在导致股东和经理人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已有文献发现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有一定的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金字塔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本文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越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越高;相比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金字塔层级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优化地区制度环境差异下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监管体制有借鉴作用。     

股权性质、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

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论文研究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将高管激励分为薪酬和股权激励两方面,并进一步根据股权性质的不同分样本进行检验.得出结论:高管薪酬和高管股权激励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而对于股权激励,则非国...     

“增量”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来自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通过对股权激励的重新界定,以2010~2012年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研发强度的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增量”意义上的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此外,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在财务杠杆较低、规模较小、盈利性较低的企业,这种正相关的关系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