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准确识别高铁开通对微观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企业投资决策优化和区域产业优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微观数据，基于高铁开通的新视角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市场规模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两条路径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增加了上市公司异地投资企业数量，总部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的上市公司新增异地投资企业数量平均提高了约5.2%；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仅增加了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另一方面强化了站点城市信息环境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从而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     

高铁开通与长江经济带资源错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首先,系统探究了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影响资源错配的内在机理。其次,基于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长江经济带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高铁开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水平,并对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资本要素错配具有轻微改善效应,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于劳动力要素的“涓滴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虹吸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改变区域要素配置格局,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即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是高铁开通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传导机制。最后,从推进高铁网络建设,制定差异化投资政策、加快配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合理布局地区间产业体系等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高铁“流空间”效应下的广西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选取高铁开通前(2013年)和开通后(2018年)为时间断面,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为研究对象,基于GAM模型,对高铁开通前后的各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城市间的交通可达性明显提高;南宁、钦州的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显著提升;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呈现以南宁为中心的分布特征,核心城市指向性明确,形成良好的城市群旅游发展效应。     

城市间高铁开通影响了产业集聚态势吗?——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例

基于2003-2018年我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及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城市间高铁开通对区域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间高铁开通显著影响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集聚态势,推动了域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均衡布局.动态效应结果显示,高铁开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相关性在高铁开通数年后由负转正.异质性检验显示:高铁开通对非省会城市、港口城市及大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呈负向作用,具体来看对中原、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抑制作用明显;城市间高铁开通对低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影响以扩散效应为主,对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对中等集聚水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扩散效应最为强烈,对集聚程度较高或较低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扩散效应较弱.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资本转移效应"与"劳动力流动成本降低效应"是高铁开通抑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中介路径,而"知识流动效应"抵消了高铁开通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态势的部分抑制作用.     

城市高铁开通对产业升级及就业-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高铁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经济、吸引人才、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以285个地级城市2003—201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PSM DID法研究高铁开通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各产业的就业-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显著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但未显著促进一产、二产的就业-产业耦合性;（2）城市高铁开通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成长周期异质性,“成熟型”高铁城市较“成长型”高铁城市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作用及就业与产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更为显著;（3）城市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和就业与产出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要显著高于外围边缘城市。     

高铁开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我国高铁开通运行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机制和异质性效应。理论上,高铁开通运行通过资源再配置、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以高铁开通运行构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6—2016年上市公司与海关进出口匹配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验证了理论预期的准确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运行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此外,高铁开通运行存在非对称市场整合的“中心-外围”效应,即对沿线中心城市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     

高铁开通、网络中心性与旅游经济发展

在以往研究多围绕高铁开通对旅游经济发展"有无"影响的基础上,观察到高铁网络化演变对城市经济地位和角色功能的影响,引入SNA网络中心性指标,结合DID模型进一步探究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空间特征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程度"影响.结果 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产生的动态效应会随着高铁开通时间的推移变为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站建设和城市发展规模的差异均会影响高铁发挥旅游促进效应.其中,高铁站是始发站,或其与市区距离小于30km,则该城市开通高铁会产生旅游促进效应;而三线及以下小城市"交旅融合"的潜力还需进一步挖掘.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在高铁网络中占据较高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交旅融合"的正确性与先导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城市编制高铁旅游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高铁开通提高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吗?——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解释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地,高铁开通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正向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出波动影响.从城市特征来看,高铁开通对中小规模城市、非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证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作用.     

高铁开通、风险投资与文化企业选址

高速铁路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其开通有助于促进时空压缩,对企业选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构建多期DID模型考察了高铁开通对文化企业选址的影响,并基于风险投资视角剖析了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持,邻近风险投资机构以获取资本助力是吸引文化企业选址的重要区位因素.高铁建设有助于拓展风险投资中心城市的异地投资范围,增加了高铁开通地区获取风险投资的机会,提升了这类地区对于文化企业布局的吸引力.相对而言,与主要风险投资中心城市有高铁列车连通的中小城市或边缘地区,其对于文化企业选址的吸引力相对较高.高铁建设通过时空压缩便利区际互动,可以增强异地主体间对于软信息的获取能力,拓展风险投资在地理上的可能空间,有助于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匹配投资与产业机会,进而促进经济活动布局的空间拓展,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高铁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指数设计与评价

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6年期间的财务数据,分别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判别分析法,构建了两个反映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程度的融资约束指数——LFC和DFC指数。实证结果表明,两个指数均具有较高的判别能力,LFC指数的判别正确率为94.90%,DFC指数的判别正确率为90.00%,这两个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09。在此基础上,借助于财务理论研究中广泛应用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工具,间接地对两个指数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投资模型比Q投资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尤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以LFC指数还是以DFC指数为标准,高融资约束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均显著高于低融资约束公司。     

旅游流与贸易流的相关性分析

旅游流是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有关旅游流与贸易流的相关性研究不足．以1997—2008年中国出入境旅游客流和进出口贸易流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系统分析了旅游流和贸易流的相关性以及金融危机下旅游流和贸易流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旅游流与贸易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效在0．960以上,即一个国家国际旅游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在进行国际旅游流需求预测时,国际贸易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在制定有关国际旅游政策与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国际贸易对旅游流的影响。     

论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关联变化

尽管现实中的产业关联是极其复杂的 ,呈现出多样化和网络化的特征 ,但构成产业关联的一般基础之要素 ,则可以抽象为两类 ,即物质流与信息流。信息化进程正在深刻地改变产业关联中物质流主导信息流的传统格局。而当信息流一旦成为产业关联中的主导性要素时 ,由于其不同于物质流的特殊属性 ,完全可以突破物质流相对固定的“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传递轨道的束缚 ,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系统集成。这不仅引导和加速了产业关联中的物质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开辟了新的产业关联的传递路径。     

投资效应对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率动态分析模型对我国1991～2001年各年份之间经济增长率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显示出我国的经济增长形态基本上还处于一种低效率型的经济增长.投资不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快投资结构调整,提高投资效率和资本质量,完善投资政策等是加速我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外商投资形式的多样化与中国西部吸引外资

文章从分析中国引入外资的形式、结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入手 ,在总结西部引入外资的优势和劣势基础上 ,深入探讨了外商投资形式的多样化对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西部地区投资的区际比较及其软环境分析

投资环境是影响地区投资的根本因素，而在构成投资环境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中，投资软环境又是关键所在。因此。针对构成投资软环境的化、人才与科技教育、政策、体制和法律等因素提出相应对策，旨在通过加强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建设促进外资西进，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应用

上市公司投资质量的测度指标包括投资规模（选用回归方程的残差指标）与投资结构（选用多元化指数DT指标）两部分指标。使用2007年至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该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运用加权平均法对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质量进行综合的计分与排名,进一步验证了该指标体系具有可行性。     

我国的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以1985-2000年的投资与GDP为样本,回归出国有投资的效率是4.503319,低于民间投资的效率6.297031。同时,国有投资的增量不能作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量的解释变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反而成了国有投资的解释变量。这进一步说明了国有投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因此,我国应对民间投资实行市场准入,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国有投资领域,促使我国资本更多流向民间投资领域。     

提高投资效率促进投资与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处理。本文分析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相互作用、现阶段我国投资质量和效益下降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促进投资与消费形成良性循环的解决办法。     

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中国迅速成为海外投资大国给国际投资法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资源投资在中国海外投资中占一半以上，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中国海外资源投资所涉及的若干法律问题：第一，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第二，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第三，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第四，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