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流动性风险与债务融资成本

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经营和银行对企业的风险评价,进而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以我国A股2012~2017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且这种影响效应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流动性风险路径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相关文献,对企业加强债务融资管理与政府实施环保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提升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产生的经济后果值得关注。文章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为契机,利用沪深A股公司数据为样本,选取法规实施前后的2011—2018年为研究期间,采用DID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该影响在非国有控股企业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绿色金融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务融资的门槛效应

文章基于2016—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同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在门槛值内对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越过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不具有门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资本市场开放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

本文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提升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程度低、股权制衡度低以及高管薪酬粘性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途径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本文首先利用OECD2018版增加值数据库,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系统GMM估计,发现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影响显著,但有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然后将制造业分为重污染行业、中等污染行业及低污染行业进行分组估计,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重污染行业GVC升级影响显著,而对中等污染和低污染行业的影响不确定。最后,建议逐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高污染行业转型升级;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遵循渐进性原则,调动各方面节能减排的内在积极性;加快突破清洁能源和低碳领域的关键技术,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公司创新

文章选取2010—2019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究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公司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了融资约束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司创新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即环境信息披露程度较高的公司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压力促进公司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及获得政府补助较少的企业,所产生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明显,进而对该类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环境数据库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污染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无论是港澳台投资还是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都对其引资决策和引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外商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明显的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后,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增强;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效应抑制了FDI的流入,并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生产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流入FDI决策FDI数量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融资约束、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研发投入

选取2015—2018年沪深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融资约束、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重污染上市企业在研发过程中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缓解研发投入"融资难"的困境,且在规模较小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国家应当加快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建设进程,加强对披露信息的监管;企业应重视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带来的资金融通效应,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应将企业社会绩效与投资价值挂钩,增强对高质量环境信息的敏感度。     

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区域比较——以北京市、浙江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以北京市、浙江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2007~2012年中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分别从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与比较,并首次从区域环境规制强度的层面对比较结果进行解释。基于规制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区域性环境信息披露规制的发布及其制定层面的强度,均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造成显著影响;区域性环境信息披露规制的强度是造成两省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原因。     

环境保护税实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2018年中国进行了环境保护费改税这一环境规制政策的变革,在此背景之下,以2013-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双重差分模型的方法,评估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行业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结论表明,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使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投资效率显著提高。以此,为国家环境规制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优化、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和投资质量的改善提供参考借鉴。     

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FDI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来自21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目前资源环境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FDI流动具有重大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15个城市面板数据，就能源约束、环境规制对FDI的区域流动以及FDI流动对城市经济在规模、结构、技术等方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能源约束对FDI流入沿海城市影响较弱，对流入内陆城市影响显著；环境规制有利于沿海城市生态质量的改善，但对内陆城市的影响不明显；FDI流动对各区域城市的经济规模、结构、技术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总体上呈沿海向内陆弱化的趋势。     

外部融资对就业状况和工资报酬的影响——源自异质性制造行业的证据

如何实现金融资源在异质性行业间的合理配置,确保国内制造业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收入的逐步提高始终是在制定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中必须兼顾的重要命题.研究发现,就国内整体制造业而言,外部融资规模的扩大会直接引致就业状况的改善;而外部融资对员工工资报酬则不存在直接的显著性影响,最低契约工资对劳动力的实际收入水平存在较大约束,隐含“中国整体制造业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极有可能是假象.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外部融资规模的扩大不但明显改善了相关行业的就业状况,而且企业家对经济前景预期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外部融资的边际影响程度.根据“对于受信贷约束影响较大行业的企业家个体而言,其对良好经济发展前景的诉求将更为强烈”的推论,我们认为技术密集型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相对更为严重,优化其外部融资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

理论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选取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提升。进一步考虑产权性质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之后,探索影响机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可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既可以作为一种“环境治理工具”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又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传递工具”来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具有显著的融资效应,拓展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并购受到企业管理层的青睐,但对绿色并购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化。本文基于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发生过并购交易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绿色并购与企业环境绩效间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改善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非高新技术企业和低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研发投入强度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后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显著。因此建议：积极宣传绿色并购,推动绿色转型升级;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发挥技术协同效应;适当放宽融资约束,助力企业实现企业效益与环境绩效“双赢”。     

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漂绿”行为

针对企业“漂绿”问题屡禁不止的现状,分析了业绩期望落差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以2010—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业绩期望落差会诱发企业“漂绿”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环境实践的选择性披露;而且,业绩期望落差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检验表明,业绩期望落差会恶化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管理层短视,进而导致“漂绿”行为。此外,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漂绿”的治理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及本地媒体监督能够抑制业绩期望落差驱动的企业“漂绿”行为,但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以及异地媒体监督的治理效应不明显。     

党组织参与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加强企业党组建设是当前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董事会、高管层治理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两者之间关系；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性。研究提出如下管理启示：健全党组织建设，提高领导层政策执行力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完善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创新价值观，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委托代理风险；正视党组织参与治理局限性，发挥党组织嵌入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效应。     

“多言少行”的数字化转型会影响公司碳排放吗？

以制造业和重污染上市公司2009—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公司“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会显著促进公司碳排放增加；相比于“少言少行”和“少言多行”，“多言”的数字化转型有更明显的增加作用；相比于其他过程，“多言少行”对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作用受到“言”增多和“行”减少的共同影响，提高政府补助、降低融资约束、管理层短视上升在其中起到了机制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主义和潜在风险，为监管部门规范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提供依据。     

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效应——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以2009—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揭示了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促进了企业的外部融资,而在外部融资中债权融资是主要方式,债权融资的来源是金融负债,而非经营负债;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企业社会声誉,优化投资结构,提高外部金融机构的信任,进而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贷款;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点,在高成长性企业、中小企业和弱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