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破坏

“化大革命”的影响既表现为十年的经济增长停滞。更表现在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损害。本推算了“化大革命”通过缩短学制、停办大学等造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化，及其对后来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我们估算，“化大革命”使可能的受教育年限减少了14．3％。由于“化大革命”使国有经济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都遭到破坏。从而使其经济增长处于相对较低的稳态水平。与之相比，非国有经济所依靠的劳动力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同时其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比较低，使其处于更为有利的经济稳态。因此，如果没有改革以后的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较低的增长状态。     

战略不应该“以客户为中心”！

企业“战略”的根本雕的或“中心”是以“企业自身利益”为中心，而绝非“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编者按]     

以奥尔森共容利益思想审视中国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奥尔森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通过推演共容利益理论构建了其独特的治理模式,为解决国家滞涨和经济转型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当前的我们社会一方面面临着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的问题,一方面又面临着经济发展减速,隐形危机增加的挑战。可以说,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威胁。因此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放权让利,重建社会共容利益体。     

也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纵观历史，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选择。毛泽东主张打倒刘少奇的主要因素，就是基于刘少奇对“大跃进”模式的放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想通过领导阶层的“革命化”，重新推行“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与“一月风暴”

作者1965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1992年，他撰写的《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以其亲身经历记载了这场浩劫，回忆了“文革”发动前江青等在上海的活动，“文革”发动过程中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上海“一月夺权”，作者被“打倒”囚禁八年以及后来得到“解放”重新工作，并于1975年调离上海赴京的经过。书中详实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罪行，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坚决斗争，表现了—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与高风亮节。     

“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从“文革”发端的1965年到日中恢复邦交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日本。本文以当时日本综合性杂志的有关中国报道为素材，从日本论坛的“中国论”的变迁过程来探讨“文革”对日本的影响和）中击，同时也回顾了“文革”之火在日本，从学生运动到工人阶级，从“全共斗”到新左翼各派，从学园纷争到个别斗争的阵地战的变迁过程。本文认为，研究“文革”对日本的冲击与影响，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中国的成果总结来认识，还要将其置于战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进行深入认识。     

“经济人”与“社会人”的逻辑关系及当代意义

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众说纷纭,典型的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但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全面地解释进行各种活动和处在社会网络中的人,鉴于此,两者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方法论、人的属性和人的需要等角度来阐述“经济人”与“社会人”只有互相补充,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给人性提供某种完整的描述。“经济人”和“社会人”两种人性假设的有机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强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论非营利组织（MPO）的社会功能与发展对策

传统理论在界定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时，往往只强调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调节作用，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强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即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的失灵。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涨”和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衰退，说明政府的干预也不是万能的，于是人们求助的目光又转而投向了市场。好像“市场”与“政府”这两股力量涵盖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动力。但现实中有些领域，市场的力量无能为力，政府管理又难以奏效，存在市场与政府双失     

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

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标志着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正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底线型”利益受法规保护并有清晰的利益标准,“增长型”利益没有正式的法规保护和清晰的利益标准。“底线型”利益纠纷,个体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来解决,而“增长型”利益纠纷没有仲裁和诉讼的通道,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得到解决。虽然集体谈判日益成为解决“增长型”利益纠纷的机制,但是“谈判”只是实现“增长型”利益诉求的必要条件,并不当然地是充分条件,除非有“集体行动”的介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秩序,必须理清罢工的法律地位问题、罢工的权利边界问题、工会的组织效能问题。面对“底线型”利益纠纷,政府扮演的是监督者和执法者的角色,面对“增长型”利益纠纷,政府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     

“安倍经济学”与“李克强经济学”孰优孰劣

在外界看来,安倍经济学喜迎东风,李究竟哪一种发展模式能够真正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神话?然而,哪一种发展模式更加适应本国国情,真正能实现国富民强?     

“人性假设”与企业文化

社会化中的“人性假设”以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程度是企业化的最深层的价值观念基础。不同的社会化蕴含着不同的“人性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预设着不同的企业化。大陆的企业化建设不应盲目照搬西方企业化的模式和理念，要从东方固有的“人性假设”出发。     

“流动政府”：边远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模式构想

对于边远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来说,现有的“一站式政府”（“政务超市”）、“代理政府”（“服务代理制”）并非最适用模式。文章提出了“流动政府”模式的替代方案,并具体分析了“流动政府”的含义、必要性及可能性。     

拯救“阅读”

读书是为得到精神的交流和共鸣,而不是为谋取现实利益。功利的阅读,已经背离了阅读本身的含义。     

科学发展观与“三农”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基本点”、“五个具体要求”?第一，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核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把开发人类资源．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首要因素和根本动力；把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最终标准。     

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模式”与包头“强政府”模式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自身文化的原因大部分还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随着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态势,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发展,靠什么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区域地方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温州市和包头市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对比发达地区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发展区域经济中政府应该选择的行为模式。     

从“企业依存”到“动态演化”—一个利益相关者理论文献的回顾与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兼并接管浪潮和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引发了人们对利益相关者问题空前关注，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大量涌现，本文试图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历史演讲，结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勾勒出一条利益相关者研究从“企业依存”到“动态演化”的历史文献脉络，为利益相关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基础。     

“奥尔森困境”的博弈分析及对我国地方政府间区域公共产品有效提供的启示

在集体选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人未必能战胜少数人,这种情况被称为"奥尔森困境".集体行动的决策实际上是集体内部的个体相互博弈的结果.     

“三个意识”与责任政府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三个意识",指出了政府改革的方向,明确了责任政府的内涵,也说明了领导干部树立"三个意识"的重要意义。要树立"三个意识",构建责任政府,就必须坚持宣传教育与奖惩相结合原则,增强教育的实效性;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强化内在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强化外在约束机制。     

SOA“杀人游戏”

利益差别、沟通不畅、缺乏信任等因素是导致SOA在组织中难以实现的最大障碍。[编者按]     

那些远嫁的“老字号”

外资对中国民族品牌的收购从未根本改变：它们暨非善良的“天使”,也未刻意扮演着民族产业“杀手”的角色。外资逐利的本质决定他们在并购我国民族品牌中的各种是是非非,这些行为就如磁针向南一般,统统指向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