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资源再配置效应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服务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半参数的LP方法测算了中国服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进一步将TFP分解考察了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源泉和市场资源的再配置效应。结果表明：管理、设计和通信等中间投入对服务企业产出的贡献率是最高的;中国服务企业TFP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的TFP水平及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TFP分解后发现,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主要是靠外部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进步同时拉动的;但劳动力资源产生了误置,且国有化程度越高的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越差。与制造业企业的比较显示,中国服务企业的规模、TFP水平和增长率普遍偏低;总体上服务企业间的再配置效应优于制造业企业,但再配置效应在各服务行业上表现出更强的异质性。     

服务业各行业生产率变迁与内部结构异质性

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测度1990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生产率及技术状况,采用DFA分析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及各行业发展异质性。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目前推动我国服务业向集约化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技术效率的改进是主导TFP变化的核心因素;生产性服务业技术进步对产值贡献度较大,并且其技术效率要高于生活性服务业;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存在明显异质性,新型生产、生活性服务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形成和不断发展,消费资料型服务发展逐渐壮大。     

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制造业分行业生产率变化考察——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

院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经济,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已对过度“去工业化”的美国经济“失灵”,“重振美国制造业”成为应对政策.文章运用序列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生产率变化,可检验“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效果.结果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制造业总体及其各细分行业的TFP 提升是由技术进步主导,TFP 降低是由技术效率主导;“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推动耐用品制造业增长但对非耐用品制造业的效果非常有限.美国政府应针对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提升TFP 提升方式的不同推出更加详细的刺激方案.     

我国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及其区域差异,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采用增长回归法对我国地区之间TFP、技术效率、科技进步的差异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1994-2007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1%,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技术效率总体上呈现下滑趋势;我国各省市区的科技进步、技术效率、TFP变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TFP和科技进步变化差异最为明显,而技术效率变化差异不大。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统计数据,运用基于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试图测度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TFP,分析内部生产率变化趋势及行业差异。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主导中国服务业TFP增长,技术效率阻碍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间发展差距较大。从影响因素看,人均资本量、对外开放度、市场化水平是影响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收敛分析

本文使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28个省区市1978～2007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情况,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TFP不断提高,但增长幅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随着服务业资本深化过程的推进,服务业增长的要素推动作用相当明显,而TFP的增长贡献则逐渐降低,而且,在TFP的变化中,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明显,但技术效率的水平效应相对有限。在空间分布上,TFP增长及其分解存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区域性差异,但收敛检验表明,各省区市的TFP增长呈现出长期的收敛趋势。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采用2003—2010年面板数据,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19个细分行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结论表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较快,但技术效率水平较低,并呈现起伏波动的特征;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行业、区域异质性,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技术效率差异明显;外生性因素中,产业集聚度、企业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出口贸易和国有经济比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产生负效应;外生性因素对中国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不尽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渐进式转换：测度、源泉及其差异

运用Moorsteen-Bjurek指数法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区市的TFP变化进行了计算,并分解出技术变化、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组合效率变化四个组分;最后,从阶段与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TFP及其源泉变动的差异与原因。实证结果显示,1978-2010年我国TFP年均增长0.97%,但TFP增速趋于下降。其中,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提升是TFP增长的主要源泉,投入组合效率的提升对TFP增长亦有贡献。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方式在渐进式转换,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基于制造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区域性差异。基于DEA分解的Malmquist指数法分解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制造业TFP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技术效率的提升。就影响因素而言,FDI以及汇率波动对东部地区制造业TFP变动的影响显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则对西部地区制造业TFP提升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市场化进程也对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影响。     

基于DEA-Malmquist的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变动分析

本文选取2002²011年十年的行业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研发效率变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从年份来看,整个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到4.7%,TFP和TC(技术进步指数)变化曲线高度相似;技术进步是促进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从行业来看,不同行业近10年的TFP、TC值均大于1,不同行业的综合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同。     

中国行业层面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本存量核算

研究目标：测算中国八大行业门类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资本存量。研究方法：基于SNA2008的GDP核算框架,厘清R&D支出的资本化核算框架;再利用美国BEA方法测算R&D资本存量。研究发现：1990~2015年,中国R&D资本存量不到美国R&D资本存量的1/4;然而,自1994年后,中国R&D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达24.79%,而美国仅为4.86%,中美两国R&D资本存量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制造业R&D资本存量占全国R&D资本存量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17.41%增长到2015年的68.08%,这与中国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事实相符。研究创新：给出完整的R&D支出资本化核算过程,首次测算中国八大行业门类的R&D资本存量。研究价值：为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行业层面R&D投资和资本存量数据序列。     

中国制造业外包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及就业的影响

研究目标：测算中国30省份的生产者责任以及消费者责任CO2排放量;各个省份的净碳转移量以及进出口隐含碳排放;测算省间的碳转出量,计算8大区域的净碳转移量,并分析了碳转移的方向。研究方法：借助投入产出表,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各省份各行业的CO2排放量以及省间的碳转移量。研究发现：两种责任测算的CO2排放量差别较大;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的净碳转出量最大,内蒙古、山西、河北、新疆、贵州的净碳转入量最大;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以及京津地区的净碳转出量最大,西北地区的净碳转入量最大。研究创新：用投入产出表结合能源平衡表测算各省份各行业的直接CO2排放量;研究了省间的碳转移。研究价值：对中国的碳减排具有一定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政策选择

研究目标：探究经济增长动因结构及转换趋势。研究方法：基于中国1980～2014年三次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构造结构指数生产函数,采取指数分析与对数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缩减是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最主要因素;要素规模增长率下降与产出弹性缩减的双重挤压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规模贡献下滑;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双减速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降的主导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从以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主转向以产业之间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为主。研究创新：从三次产业的要素规模和效率进行考察,三个层次层层推进,为经济增长动力及其变迁轨迹分析创造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研究价值：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变迁的动因结构以及最新转换趋势,为旨在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科学决策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

研究目标：研究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及地区分布差异。研究方法：基于中国1978~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经济转型期,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发展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在“入世”准备期,中国出口增长由制度因素、物质要素投入协同推动;在“入世”增长期,物质要素投入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首要来源;在全球引擎期,物质要素投入协同贸易潜力主导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地区间出口贸易差距主要源于贸易潜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三重差异。研究创新：对改革开放以来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长推动力的阶段性演进进行系统研究。研究价值：针对中国贸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提供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发展状况研究

研究目标：探索构建灯光数据对贸易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方法：运用1995~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及工具变量法,以灯光数据作为GDP的替代量,通过传统引力模型搭建桥梁。研究发现：地理距离、边界及区域协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的显著影响表明灯光数据对贸易研究的有效性;同时,对1996~2012年贸易趋势的预测与实际贸易的对比结果显示,以灯光数据预测的“一带一路”贸易趋势与实际贸易基本吻合。研究创新：首次将夜间灯光数据应用于引力模型研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价值：开拓夜间灯光数据研究贸易的先河,并结合引力模型的最新发展及微观基础思考拓展性的相关研究。     

金融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

研究目标：探究外资银行进入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变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异质性企业和新增长理论,将企业异质性和新熊彼特模型有机整合到统一框架中提出命题,根据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外资银行进入这一外生冲击对银行业开放后的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银行进入后,进入区域内企业平均加成率显著增加。行业层面异质性渠道检验表明,行业与技术前沿差距越小、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与银行业投入产出关联度越大,外资银行进入“加成率效应”越大。分所有制类型的结果显示,民营和外资企业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且大型民营企业的正向效应值最大。分地区和要素密集度的结果显示,东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正向“加成率效应”较大。研究创新：首次从企业盈利水平视角出发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下游制造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价值：证实金融业开放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     

Decentraliz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Using the framework provided by the Porter hypothesis, we study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enforcement policies on plant‐leve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and its components related to efficiency change and technical change. The detailed microdata we use are from Sweden and for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This industry is the source of significant amounts of water and air pollution and is one of the most heavily environmentally regula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weden has a unique decentralized regulatory structure where the manufacturing plants have to comply with plant‐specific regulatory standards stipulat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as well as decentralized local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Our empirical results point to beneficial impa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plants' green TFP growth and sustainable production practices. We also find that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ations are important, as the presence of the Green Party and aspects like plant size (with corresponding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effects) matter in enforcement of the standards.     

中国多机制门限金融状况指数编制及应用

研究目标：实证编制及应用中国多机制门限金融状况指数(MR-TFCI)。研究方法：通过拓展构建了多机制门限向量自回归(MR-TVAR)模型和MR-TFCI的多机制门限编制公式,从经济增长(RG)目标出发,选取5个金融变量,测算四个机制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值,编制了中国MR-TFCI,并比较其与 2机制门限FCI(2R-TFCI)和1机制线性FCI(1R-FCI)的优劣。研究发现：与2R-TFCI和1R-FCI相比,MR-TFCI是RG更优的先行、相关性、因果性和预测指标;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的效应和传导渠道具有门限特征;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的方式类型是价格和数量结合型的。研究创新：构建了MR-TVAR模型和MR-FCI的多机制门限编制公式,编制了首个多机制门限金融状况指数。研究价值：为中国政府部门实施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进行投融资决策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R&D,Inter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anada, 1974-1989

The paper presents new econometric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D expenditures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presence of inter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In contrast to studies that presume that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are incorporated in imports of intermediate and/or capital equipment goods, the present paper assumes that the principal channel of transmission of new technology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ree original proxies for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use information on patenting, the size and the origin of foreign ownership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R&D expenditures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nexus between industry's own R&D expenditures and the TFP growth i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specially for the process-related R&D. Domestic interindustry spillovers of new technology have a larger effect on TFP than industry's own R&D expenditures. All three proxies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are associated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with TFP growth. However,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contribute to TFP growth less than domestic interindustry spillovers and less than own process-related R&D.     

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会促进其技术创新吗？

研究目标：研究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会对其技术创新产生何种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匹配数据测算中国企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S）,继而实证分析垂直分工对不同所有制、贸易类型及组织模式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VSS从2000年的0.48下降至2013年的0.27;整体来说,中国企业参与垂直分工对其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区分所有制、贸易方式和组织模式后发现,垂直分工对外资企业、加工企业及外资加工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最大。研究创新：在Upward等（2013）和张杰等（2013）关于VSS测算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研究价值：支撑了中国目前实施的“做强一般贸易、扩大一般贸易规模”的政策。该政策虽然使得企业的垂直分工程度不断下降,但不会削弱其技术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