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我国零售企业的影响及启示

本文从“非典”疫情过后,我国零售企业出现的新现象、新气息、新理念的角度探悉“非典”对我国零售企业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是“非典”作用的结果,又给我国零售企业的继续发展带来了潜在的机遇。最后从“非典”对我国零售企业的影响中得出一些建议性的启示。     

海外留学经历促进了企业出口吗

本文基于2000—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全面考察了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CEO的海外留学经历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概率、出口强度、出口产品范围和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了母国与留学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标准化系数分析表明CEO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大于扩展边际,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调整出口产品质量的方式来实现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因留学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海归人才性别以及就职类型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中国有效挖掘海归CEO在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浪潮下,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关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数据,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创新效率,以及降低中间品进口价格与出口信息成本来实现;拓展性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还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增加与出口市场拓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存在明显的后发优势,后批“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前批更强。本文的研究为“信息化”与“走出去”两大发展战略能否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名媒辑要

中国出口渐感“非典”压力进入4月以来,持续的“非典”疫情对中国的出口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食品、动植物及其制品、纺织、轻工、工艺等产品的出口。一些出口商反映,西班牙、英国等国政府或进口商开始要求中国企业出口货物出具无“非典”病毒的证明书。商务部有关人士表示,对于新出现的情况各出口商和相关部门要保持警惕,以防止中     

数字化转型是否延长了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率，有助于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仍然成立，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所在区域以及企业出口产品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号效应”“研发和生产率效应”两组渠道降低企业出口风险率，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本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持续时间的理解，同时为提高企业出口稳定性与国际竞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专家谈:“非典”不改中国经济增长内在趋势

“非典”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初步评估了“非典”对今年经济走势的直接冲击和间接影响,并运用宏观经济月度计量模型和投入产出分析法进行了短期预测。这一预测的基本假定前提是,国际贸易趋势不发生大的变化,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非典对消费信心、投资信心和出口环境的负面影响极为严重。在这些基本假定条件下,按疫情可能持续的时间进行分季度预测,主要结果为:在不考虑疫情的基准情况下,今年全国GDP增长可望达到8.85%;如果疫情仅持续到二季度,全年GDP增长可达8.35%,放慢0…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将在未来1至2个季度内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方面改变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本文通过对“非典”前后的宏观经济和消费形势复盘,并比较新冠肺炎疫情与“非典”疫情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经济造成的潜在影响。在宏观经济层面,既包括疫情的客观影响,如社会零售总需求下降、投资放缓、CPI波动、进出口萎缩等;也包括各方采取应对措施后对大环境的改变,包括企业融资环境(货币政策)、税费环境(财政政策)等。在消费经济层面,整体消费所受冲击较大;细分零售行业受影响的类型可分为平稳增长型、增速下滑型和逆市上扬型;超市、专业连锁和多业态零售表现较好。疫情将加速零售商业模式变革,无人配送、下沉市场、“宅经济”等需求结构的改变将重塑未来商业模式。总体而言,尽管消费领域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大,但疫情之后的“补偿性消费”会一定程度缓解对全年消费增长所造成的冲击。     

经济增长、市场失灵与政府作为——SARS的经济学思考

<正>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造就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02年,我国的GDP每年递增9.35％,显示出了市场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但“非典”疫情对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世界经济组织和经济学家都曾调低了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清楚地告诉我们,市场在许多领域会出现失灵。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否则就会使经济稳定增长的机制遭到破坏。     

2003年全国餐饮业十件大事

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交流情况,促进我国餐饮业的发展,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协会近日联合评出2003年中国餐饮业十件大事。一、全国餐饮业遭受“非典”疫情的重大冲击。2003年第二季度,中国餐饮业成为受“非典”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三大行业之一。疫情流行期间,     

进出口贸易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开放经济下企业进出口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备受学者们关注,但从收入差距的视角出发探讨进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鉴于此,文章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企业进出口、收入差距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出口依赖对企业创新无确定性作用,中间品进口依赖则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2)收入差距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有效缓和了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3)收入差距对创新的作用受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限制,人均收入越高,抑制作用越明显;(4)企业出口规模不会对收入差距的直接抑制作用产生明显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中美贸易摩擦看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及应对

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冲击体现在对中国企业对外贸易量、产品价格和利润、创新和产品质量以及企业效率和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虽然双方贸易额还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但加征高额关税抬高了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使中国企业获得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并面临着市场转换问题,带来的人民币汇率下跌也影响着中国企业进出口。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国主导的生产链、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等措施,有效应对贸易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OECD编制的TFIs指数,从出口企业-目的地层面分析了出口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显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额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的出口增长是通过缩小出口产品种类数(扩展边际)、扩大产品平均出口额(集约边际)实现的。拓展分析表明:随着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小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会更多地缩小出口产品种类;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消极影响更大。据此,企业应专业化、规模化地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提升自身生产率,积极应对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农产品出口变化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水产品、蔬菜、果类及制品是优势出口农产品,且优势农产品出口目标市场稳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口额总体有所下降,水产品出口下降幅度较大,蔬菜出口量增价跌。提出稳定贸易基础,打通贸易渠道,拓展农产品出口市场,加大金融支持,扩大承保范围,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等对策建议。     

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

近些年,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数量和规模呈现显著增长.海外并购不同于本土并购,企业在"走出去"时要面临文化距离上的挑战.那么,文化距离对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价值创造存在何种影响,该问题是财务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领域.本文以1995—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的221起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系统分析与检验了文化距离对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并购目标所在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海外并购为中国上市公司所创造的价值就越低;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文化距离影响价值创造存在完全的生产效率路径,部分的研发产出路径和部分的税收路径.此外,研究结果还显示,如果上市公司聘请了海外背景高管、有成功进行海外并购的经验以及同行业并购,则能减轻文化距离对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结论打开了文化距离影响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黑箱",并从实证上给出缓解文化距离负面影响的应对机制,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如何应对文化距离提供了实践指导.     

直面纺织品贸易新壁垒

尽管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取消给我国纺织品出口带来了福音,出口市场扩大了,出口量增加了。但是,随之而来的中欧、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又将中国拉回了配额时代。因为中国纺织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无可比拟的出口能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会设置种种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国内市场。我国企业应冷静面对出口新壁垒,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中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出口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目前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具体影响机制尚未形成统一认知。利用2001年~2016年中国电子行业对美国出口额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理论推导与拓展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实行传统关税壁垒,美国会比中国损失更多的出口利益,从而使得美国放弃关税壁垒而选择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呈现正"U"型影响。研究结果还显示: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呈倒"U"型影响,这是因为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强度会因中国技术创新数量与出口的增加而产生"壁垒强度突变";同时,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技术创新数量呈正"U"型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如何跨越贸易壁垒——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研究贸易壁垒对不同技术复杂度的中国产品形成的差异化的出口抑制作用。理论及作用机制分析从进口国的消费者需求层面考察,考虑到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对消费者效用的额外提升作用;实证分析则主要构建交互项模型。理论和实证分析均发现贸易壁垒对技术复杂度越高的中国产品造成的出口抑制作用越弱,这表明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帮助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还发现,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出口,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来弱化贸易壁垒的出口抑制作用的效果越好。本文的研究将为中国出口跨越贸易壁垒并进一步促进中国出口提供有益的启示。     

2011年中国外贸200强

尽管外需仍然疲软,但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仍然创下新高,进出口200强的上榜门槛也"水涨船高"。加工贸易企业的不断内迁使得2011年中国外贸版图发生了巨大改变,中西部地区将成为     

Australian Exports of Dairy Products

Abstract

Exports of dairy produc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export earnings for Australia. The industry is the fourth highest foreign exchange earner compared to all Australia's food exports. However, Australian exports of dairy products account for about 67 per cent of the total Australian production of dairy products, and about 13 per cent of total world exports of dairy products. About 68 per cent of Australian dairy products exports are sold on Asian marke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challenging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ustralian exports of dairy products on world markets and to identify potential and emerging export markets for Australian dairy products. Australia is highly restricted on its access to world dairy product markets by the impact of export subsidies and other trade barriers of overseas markets.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es in Asia are also not favourable to maintain export sales on some of the Asian markets. The export support scheme in Australia has made exporting attractive relative to domestic sales. But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cheme after June 2000, will reduce production and exports by 6 and 20 per cent, respectively in the short run.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resources will be efficiently used withou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Australian dairy products will also be competitive on the domestic market. There is scope for greater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in Asi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or Australian dairy products. Australia will also benefit from the 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directs exporting countries to reduce export subsidy and remove nontariff trade barriers on exports of dairy products. Australia should implemen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inaease the milk yield per c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airy products and to identify the need for market promotion and research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volume of dairy product exports on world markets, especially in Asia and other potential markets such as Middle East, Africa, Europe and the Americ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