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融入问题探讨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初期，农民工进城，其子女也大量的随之进入了城市，成为城市的新群体。但是，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难以得到与市民“一视同仁”地对待，“连带反应”到他们的子女也被排斥在城市公共与社会服务之外。这样，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从而衍生出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管理及服务问题研究

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前沿力量,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亟待解决的还有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及服务问题,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就业与培训、劳动付出与劳资、社会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以及短期内难以融入城市文化等方面.提高农民工社会管理水平的关键在于创新管理理念、改革与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突出社区的功能和地位,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以及构建农民工“温馨和谐的精神家园”.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从流入到留下: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居留决策的影响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同乡社会资本为农民工流入城市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跨越型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后却不打算长期居留。利用2017年CMDS数据和宏观城市数据建立模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解释了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有明显促进作用。原因在于跨越型社会资本同时为农民工提供了长期居留所需要的异质化信息,为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发挥了资源效应、机会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因此,为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应通过社区畅通农民工和本地化社会网络的沟通渠道,帮助农民工突破同质化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基于鄂粤两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950份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经济、社会、心理和综合等四个维度的城市融入指数,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入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投资比重增加,促进作用会随之下降。社会资本质量和层级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层级的作用更加全面。不同的社会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社会保障与农民工权益维护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农民进城就业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但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农村劳动力进城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由于户籍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被人为割裂，城市功能萎缩。城市由于接纳能力有限，没有将流入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市民，因此，农民工做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并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农民工反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以后社会网络资本发生断裂与重建:一方面,贫困农民工无法完全脱离迁出地的社会性关联,在农村村域内的原始社会网络资本发生部分断裂;另一方面,他们无法完全融入迁入地的社会生活,在城市空间内的新型社会网络资本只能部分嵌入。贫困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呈现这一特征是由于多重隔离的影响,主要包括空间隔离、制度隔离、自我隔离与社会隔离。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农民工的贫困机理,发现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的作用逻辑在于"资本欠缺"与"回报欠缺",分别是社会资本数量匮乏或质量低下和同等条件下制度性歧视所引起社会资本回报更低,导致农民工所获取的社会支持有限从而陷入贫困。由此,城市农民工反贫困治理对策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构建多元化社会支持网络,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质量;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增强农民工的资本回报能力。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分析

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或者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不仅会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还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结合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调研,本文从就业和收入、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认知等方面对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研究——利用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与2005年两次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中的农民工的工资拖欠状况及其变化。2003年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以来，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比例大幅度降低。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主要就业于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等行业。与2001年相比，200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就业于建筑业的比例有所降低，而就业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的比例略有提高。但计量分析表明，建筑业的农民工仍然比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显著地更容易被拖欠工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主要集中于个体私营企业。所有制对农民工是否被拖欠工资的影响非常显著。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农民工相比，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农民工，都更容易被拖欠工资。反映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变量，对是否被拖欠工资没有重要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状况研究

在进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状况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二元正态l ogi t模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自我认同状况对城市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渴望获得劳动报酬、人品被认可、生活方式被认可、缺乏基本保障、认可自己与城市人一样,以及对城市文化适应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十分显著,相比较而言,模仿城市人的行为、与城市人经常相处、工作被认可、感觉经济困难和向往城市生活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分析了各种影响农民工对城市文化适应的因素,并对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和发展方向作出了合理建议。     

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脆弱性与预期生活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子女随迁,社会保护作为个人能力之外的保护体系对农民工及家庭成员在城市的长期生活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城市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城市社会保护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保护、企业保护和家庭保护三位一体的城市社会保护显著地提高了...     

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障碍与路径——基于对济南市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利用对济南市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调研资料,从经济适应、身份认同、文化适应、行为适应四个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状况,归纳了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四大障碍(即户籍制度障碍、观念障碍、社会资本障碍以及人力资本障碍),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城市性融入的对策与建议。     

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指在经济层面达到与城里人相同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更指心理层面城市社会归属感的建立。因此,我们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以及心理融入等三个层面,对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行实证调研,以便给郑州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提供一定的现实依据。     

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析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文化融入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和最终归属点.因此,应该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文化工作机制,并通过农民工自身的主动诉求和努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文化待遇,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文化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程度依赖于其城市定居生活的物质资本、城市社会参与的权利资本、城市发展能力获得的人力资本以及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等因素,其中权利资本获得和拥有的状况取决于制度供给状态,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实现的自致性因素。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民工自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短缺,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以公平的收入制度安排和财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手段增加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户籍制度重构和社会保障权利复归为核心赋予农民工权利资本,以教育和培训为途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社会关系重建和组织网络形成为基础培育农民工社会资本,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农民工分层城市融入的治理模式与措施——基于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化的标准

农民工内部层级化的出现为政府应对农民工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观察视角,农民工城市融入应以阶层为基础制定分层城市融入的治理对策,最终实现农民工内部各阶层与整体社会结构的有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