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立法模式评析——兼论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商事领域主要由民法和商事单行法调整,商法体系颇为混乱,缺乏统一性纲领,造成法律适用困难,加快商事立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选择商事立法模式上,法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民商合一论者和民商分立论者分别持不同的态度。笔者认为,中国不适合制定包含有所有商事规范的《民法典》,也不适合制定《商法典》,立足于中国现实,我国在拥有《民法典》和商事单行法的同时,应制定一部具有商事统领性的总纲即《商事通则》。     

论我国《商法通则》的制定

本文认为应在民法典外另立一部商法通则,形成一个在<商法通则>统帅下,由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特别法构成的、具有有机联系、形式严密的商事法律体系,文章就此进行了探讨.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是自20世纪初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其经历了民商分立到民商合一,再到现今的分立与合一之争三个阶段。随着我国民法典的着手制订,究竟是采用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模式,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关键时刻。而且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研究,有利于完善商事法律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的法律体系,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是自20世纪初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其经历了民商分立到民商合一,再到现今的分立与合一之争三个阶段。随着我国民法典的着手制订,究竟是采用民商分立还是民商合一的模式,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关键时刻。而且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研究,有利于完善商事法律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的法律体系,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论我国商事法律制度构建现状及完善

我国现行的商事立法,虽然对商事组织与商事行为都有相应的规定,但均是通过分散的商事单行法予以表现出来的。各单行法之间缺乏协调,缺乏对一般性商事特点的规定,且商事登记制度处于混乱的状态,不利于我国商事组织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商事法律制度需要制定《商事通则》与《商事登记法》。     

论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立法分散,缺乏统一的商事法律规则,使得我国商事法律法规在适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冲突和空白。为此,需要对商事法律制度进行完善,推进商法总则的制定、明确商事主体的范畴、填补现有的商事立法漏洞,从而推进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发展。     

刍议我国商事代理制度的构建

商事代理制度不仅在国内商事交易中而且在国际贸易中都被广泛采用,代理商亦由此而成为商事交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独立行为主体,本文论述了商事代理的发展过程、种类、代理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责任,对英美代理制度中具体问题的借鉴等方面问题,并探讨了我国商事代理制度构建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与商事法律制度建设

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这30年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但商事法律制度发展还存看各商事单行法制度之间缺乏制度衔接,商事法律制度移植"水土不服"等问题.应制定商事通则,做到商事立法的移植与本土化相结合,商事单行法制定与其他法律制度相结合.要借鉴各国经验,构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法体系.     

我国采取民商合一制度的理论依据

对于我国民商立法体制究竟是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始终,目前仍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我国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更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我国采取民商合一制度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民商合一更符合中国的现状。     

论商法思维对商事立法与商事审判的影响

商法思维的内涵主要包括商法自治、经营自由、保护营利、交易便捷与保障交易安全四个方面。相较于民法思维,商法思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也意味着商法思维对商事立法与商事审判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立法上,它既促进《商事通则》的制定,也指引着商事单行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在司法上,它加强了商事审判的独立,同时也要求商事审判思维的树立。     

论有限合伙对我国商事主体制度的完善

有限合伙将有限责任纳入合伙制度,有利于提高资本利用率,为风险投资和中外合作企业注入活力。与普通合伙及有限责任公司相比,有限合伙有比较优势。有限合伙的出现,增加了我国商事主体的类型,有利于深化商事主体制度研究。     

国际商事合同法律统一的新发展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在规范国际贸易的活动中均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显示出了各自存在的价值。本文通过对《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出台背景的介绍,试图对它的性质进行探讨,并认为它既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国际惯例,更不是示范法,它只是由国际组织制定的非法律文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两者特点的比较,揭示出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制定对国际商事合同法律的统一所做出的新的发展。     

构建我国商事信托法律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信托主要是商事信托所谓信托,就是委托人将自己所有的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与委托人的约定(或推定),为受益人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信托有多种分类,根据受托人的不同,信托可分为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又称营业信托)。一般认为,商事信托的受托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事组织,而民事信托的受托人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个人。信托制度13世纪发源于英国,后盛行于英美法系国家,20世纪传人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只承受了英美法系国家信托制度的一种——商事信托。我国的信托从一开始     

论如何完善我国微型金融法律制度

从分析微型金融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微型金融的法律建议。     

论商誉权的人格权法保护模式——以我国人格权法的制定为视角

人格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格权中有哪些内容或者说人格权的内涵范围可以延伸多长也是我们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从一种特殊形态的人身权形态——商誉权进行研究,商誉权在传统民法理论中部分学者认为商誉权只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只是一种非物质表现状态的财产,因此由商誉权产生的权利就是财产权,也有部分民法学者认为商誉权属于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因为商誉权所能产生的财产性权利的性质更加类似于知识产权所能产生的财产性权利,也有些学者认为商誉权兼有财产权和人格权属性,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商誉权只是一种相对比较特殊的人格权,也就是说商誉权的人格属性是最强烈的,至于财产性权利等只是由于人格权属性所产生的,本质上应当是具有人格权。     

论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的自然人税收征管规范

民法与税收征管法在公民权益保护方面,相互协同,相互促进。以民商事关系为基础的税收征管规范,需要构筑与民法典诸多基本制度和规则上的统一性,将民法典民商合一立法体例制度优势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将平等权、基本生存权保护、公平竞争权在自然人税收征管中充分彰显,实现与民商法秩序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