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悖论困扰下的中国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

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三元悖论困扰,即在维持有限的汇率制度弹性以及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同时,持续面临着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实证研究发现,在面临大规模的外汇资本积累后,央行的外汇冲销水平在2006年第3季度后下降了,但总体上看,中国货币供应还存在一定的自主性。由于外汇冲销存在一定成本,央行应提高成本较低的回购操作比重,降低成本较高的央行票据操作比重。考虑到十二五规划已经制定了扩大内需战略,来自经常项目盈余的外汇流入会持续下降,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了有针对性地控制和引导,限制热钱流入应该是中国今后应对外汇资本流入的重点。而只有人民币成为国际信贷货币,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外汇积累的货币效应以及货币错配风险。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国际贸易的麦敕勒悖论及其验证：来自美国及OECD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麦敕勒（Metzler,1949）指出,对大国的进口行业征收关税可能会降低其国内相对价格,因而减少了它在经济中的产量份额。针对这一观点,本文发展了关于国民生产总值（GDP）转换对数函数系统的一个理论模型,并据此估计美国贸易政策对其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通过采用美国及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成员国的行业面板数据,并在控制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对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后,得出了在服装和玻璃行业呈现高关税导致低产量份额的经验证据。在控制了由贸易的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内生性及运用各类非关税壁垒代替关税作为测量行业保护的工具后,这些发现也同样稳健。因此,本文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贸易中该领域实证研究方面的空白：证明了麦敕勒悖论理论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的确在服装业中存在。     

资本扩张的悖论及其解决路径

资本扩张带来了系列悖论:经济悖论、人口悖论和生态悖论。资本扩张悖论的产生与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直观本体论相关。生成论的本体论是资本扩张悖论破解的理念支撑,而剩余价值的人本回归则是资本扩张悖论破解的现实路径。     

发展的悖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边缘化现象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 ,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着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所以 ,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研究其生成机制及其特征 ,了解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安排 ,明确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等 ,对我们很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真正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节俭悖论到适度节俭——一个循环经济的视角

对节俭理论的模糊认识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节俭悖论”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实践上的悖论,与循环经济的目标和要求大相径庭,无法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因此,亟需构建一个与循环经济相协调并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节俭理论。适度节俭是走出“悖论”,实现循环经济的突破口,是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关系的理性选择和有效途径。     

中国的“三元悖论”政策目标组合选择及其影响

本文构建了"三元悖论"政策目标指数,并探讨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以汇率高度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追求适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而谨慎追求金融开放,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这种策略的影响包括:(1)较高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对降低产出波动率有积极作用,因持有外汇储备的间接影响使得汇率高度稳定政策也显著降低了产出波动率,金融开放同样也起到了降低产出波动率的作用;(2)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与追求汇率高度稳定政策间的交互影响使得汇率稳定成为维持物价稳定的消极因素,货币政策独立性将降低国内通货膨胀波动率而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却恶化这种影响,金融开放将增加物价波动性。文章凸显出过度追求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的弊端。     

“中国式”维稳的悖论及其消解

“中国式”维稳虽然局部上、暂时达到了目的,但从整体上看,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闹事者”,“呈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中国式”维稳的模式和方法本身就会批量产生“闹事者”。法治是消解“闹事者”的唯一出路。     

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的经济发展效应——来自城市行政审批改革的经验证据

行政审批改革通过激发市场活力可以产生“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和“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两个方面的作用,进而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发展。利用我国发明专利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析表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显著提升了城市每单位发明专利存量的经济产出水平,并增强了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对城市创新悖论的治理效应。同时,随着审批中心设立时间的增长、进驻部门和事项的增多,创新悖论治理效应不断增强。审批中心设立主要通过技术多样化和技术—产业匹配两条路径产生创新悖论治理效应,但未能有效地激活产业多样化这一路径。据此,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和优化科技创新管理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股权结构、债务治理与“效率悖论”——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整体偏弱,公司业绩与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但由于直接财务效应影响的差异性,以及债务期限结构、公司控制人性质、股权集中度和流通股比重等因素的作用,使债务水平具有较好的托宾Q效应,从而出现效率悖论现象。改善债务期限结构,增强金融机构对外信贷的预算约束和监控力度,加强国有投资主体对控股公司的约束力,强化股权制衡关系,加强证券市场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     

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基于“两波”发展模式的研究

本文借鉴最新文献对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测度方法,用中国1952—2010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比重变化的长期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认为:宏观国家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整体服务化的趋势;但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的普遍规律,所谓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在地区层面上并不存在;对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第二波。文章最后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成因进行了一般分析和实证检验。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能否绕过“索洛悖论”——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的关键转型期,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能否承担城市化阶段生产率提升的重任?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座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宽带中国”战略试点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深入考察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有效提升了城市生产率,否认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可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城市生产率提高。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探究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有效性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一座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服务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越高,其生产率提升效应越明显。因此,应鼓励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全面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创新型人力资本积累,为城市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人才支撑;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之手助力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对“诺斯悖论”及其方法论的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二重性理论

“诺斯悖论”现象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具有局限性,对它的批判需要追溯到方法论本身,即揭示个人主义方法论在进行制度分析时的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国家二重性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阐明了国家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对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作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分析,指出国家能否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经济治理公共性与阶级性的一致程度。“诺斯悖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矛盾,而不是什么悖论。国家二重性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应用和细化,对认识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银行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贷款——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1990-2008年间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银行关系和政治联系是否影响银行贷款。研究结果发现,那些聘请了现在或曾经在银行工作的人士担任总经理或董事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但是,在没有银行关系的民营企业中,政治联系并不能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同时建立政治联系和银行关系的企业也没有能够比只建立其中一种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这些结论表明,在中国基于非正式的关系确实可以给受到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带来银行贷款方面的融资便利。其中,银行关系相对于政治联系是一种更为普遍和有效的非正式关系。     

企业网络关系的动态演化路径及其响应方式——基于艺术机构的对比案例研究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了企业网络关系的动态演化路径和权变式、悖论式响应方式的作用机理,构建了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相关命题。结果显示:在"聚焦—扩散"的网络关系演化过程中,权变式和悖论式响应方式均对艺术机构的学术发展和市场发展有推动作用,其中前者的推动作用大于后者;在"扩散—收缩"的网络关系演变过程中,权变式响应方式阻碍了艺术机构的学术发展和市场发展,但悖论式反之,此时悖论式优于权变式。     

货币政策、关系资本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4～201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尤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同时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会因企业关系资本而产生差异。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更为明显;相比于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那些不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企业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理论、代理理论以及自由现金流理论。     

政治关系、信任担保与独立审计需求——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以信任关系构建为出发点,阐述了企业政治关系对外部独立审计的替代效应,然后给出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2003—2008年的证据。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没有高质量审计需求,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审计质量更低;作为审计风险的应对,审计师则对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企业收取了风险溢价。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系是中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的一种替代机制,外部独立审计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有待于法律法规等市场配套措施的建设及其完善。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配第-克拉克定理”悖论的经验与理论分析——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发展方向

“配第-克拉克定理”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宝典法则,而是一个悖论。从经验数据来看,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着产业畸形化、虚拟化、危机频发、增长乏力等问题;从理论视角来看,“配第-克拉克定理”错误地理解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利用市场经济的弊端以及有为政府职责的缺失发生作用的结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发展方向的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家不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中转站,工业化没有尽头,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伪命题,必须坚持工业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确保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