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

郭于华沈原围绕着居住利益的抗争通常很少具有政治性,但是这种利益之争在实践过程中势必唤醒行动者的权利意识,以及对制度文本与制度运行实践之间距离的感知。行动过程会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社会位置,也有可能改变其结构性位置。而无论抗争的结果是成是败,这一     

论国际贸易中劳工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制

国际贸易与劳工权利保护具有关联性与冲突性。工人权利与贸易的磋商已有很长的历史,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劳工权利必将与国际贸易挂钩。国际社会对贸易与劳工权利的规制既有国内法形式表现出的单边贸易壁垒,又有双边条约、多边协定的共同约定。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就国际贸易中劳工权利的保护付出了积极的努力,但世界贸易组织对有关劳工权利的保护问题至今尚未列入其法律框架之下。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

布洛维“生产政治”的视角强调不同生产政体在形塑工人反抗方面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生产政体本身的规制作用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特征重塑了其对不同生产政体的体验，并在与各种生产政体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形态、团结纽带和动员方式，因此本文进一步强调了生活的政治意涵。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体验，锻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种抗争模式：同事一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增长型抗争、群体性骚乱。每一种抗争模式都构成对世界工厂独特的挑战。     

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瑞金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从国家政权构建的角度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本文从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关系的视角,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江西省瑞金县的土改为考察中心,探讨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磨合与互动,揭示革命理念的惯性作用与国家建构的路径依赖。权力话语一方面要借助民间话语向个人话语进行“启蒙”,使之弃恶从善、弃私从公;另一方面,权力话语还要保持对民间话语的过滤,使民间话语更能为权力话语服务。权力之于国家的至关重要,土地之于农民的生死攸关,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相互激荡,革命理念与农民意识的互化,这一切都得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完美”呈现。     

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

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既是资本积累体制演变下劳动力商品化和降商品化的周期摆动过程,也是劳资矛盾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1980年代以来,劳动力就业的“临时性”和雇佣制度的“灵活性”成为资本全球化下的“新”发展.其实,所谓“新”的现象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演变的结果,是资本、国家和劳工力量失衡条件下劳动力商品化的复兴,是马克思关于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灵活、弹性的劳工就业体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这一现象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其只是对既有生计模式的反抗,这种反抗模式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周期性变化而来回摆动,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劳资之间的关系,但终归不可能消除这一矛盾,更需要马克思式的“工人阶级联合统一的斗争”,才能对资本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予以有力的遏制.     

跨境行动主义:劳工权益倡议运动的传导与策略重塑

本文通过考察发生在中国香港和内地的三个劳工权益倡议运动案例,探讨了该类跨境行动主义的传播和演变过程,两地行动者的参与及关系变化,以及改善中国劳工状况的另类出路.作者发现,劳工权益倡议运动具有传导性,它们由国外、香港传播到内地,同时经历了由香港行动者主导到由本土行动者主导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基于香港行动者与本土行动者之间的运动传递及跨境支持过程,并且经由策略重塑,使外来的行动主义得以在新环境中萌芽和发展,同时激发了行动者与工人群体的能动性.跨境行动主义在两地的演变一方面打破了早期劳工权益倡议行动为西方学者所诟病的“父爱主义”及“双重区隔”;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本土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强化了社会行动者与工人之间的团结及相互支援,进一步开拓了跨境与跨阶级结盟的空间.     

中国地方治理改革、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也在逐步苏醒.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反映自身利益和要求,力图影响政策制订过程.为了回应公民的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进行了治理改革.本文就探讨了这些地方治理改革与创新是否提高了公民的政治意识,促进了政治参与,增强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等问题.     

公民意识觉醒与高校学生管理改革

公民意识包含丰富的内容,一方面表现为公民对国家政治和法律的了解和参与意识,表现为对自己在法律的框架内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具有清楚的认识,并能积极参与权利和义务的分担.另一方面表现为公民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群体和社会的认同,表现为爱国主义情怀和价值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意识属于现代社会意识,具有现代性,体现先进性.尤其是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公民要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机会、权利与竞争等多种需求日益增加,这些需求都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觉醒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趋势,这个趋势必然促进人的现代化.     

历史事件、主体行动与结构变革——《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译后记

《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讲述的是韩国的"工人圣徒"全泰壹的成长、觉醒与抗争的故事。著名的"全泰壹事件"对韩国工人及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震撼并唤醒了其社会意识。可以说,全泰壹及其传记,其所影响的不仅仅局限于韩国的工人运动,更改变了韩国的现代史进程。作为韩国民主化运动史上的经典之作,该书对于审视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劳工问题,颇具启发性。当下的中国劳工,在一定程度上正面临着和当时全泰壹同样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因此,该书能够帮助我们去反思存在于中国劳工抗争浪潮背后的历史事件、主体行动与结构变革之间的关系,审视当代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命运。     

国际贸易中的劳工问题之争及中国对策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概述 国际劳工标准一般是指国际公约中规定的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处理劳动关系劳动条件及其相关内容的原则、规则。通常以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的形式发布。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社会政治方面的标准,包括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反对强迫劳动、废除童工、就业平等等四项权利也被称作“核心劳工标准”。二是与国际贸易的经济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安全条件等等。     

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

南海本田开启的罢工潮在规模、范围、形式、强度、效果和工人的诉求等方面都体现出较以往不同的特征,已有的劳工抗争视角难以对这种变化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研究通过对珠三角三厂罢工事件的考察,指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动员的中介,对代工厂工人的认知形塑和集体抗争时的内外沟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认知与情感动员提升参与意愿,组织动员确保运动有序高效,动员外部力量以避免镇压,示范动员以供经验借鉴.但其动员效果也因国家的封锁和资本的反击而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另外,互联网在组织动员潜力方面既超越传统动员方式又可与其相互补充.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由被动走向主动—从农民抗争到农民维权

农民抗争和农民维权存在一定的区别,农民抗争意味着农民在社会对抗中处于弱势地位,对权利的争取带有被动的反抗色彩.而农民维权则意味着农民主体性地位的获得,对权利的获得,是农民对自己法定权利在受到侵害时采取的合法性手段.     

新生代农民工与公民权政治的兴起

本文通过在上海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究竟有何不同?他们会对中国政治带来什么影响?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生产关系和劳动过程,必须超越“生产政治”的视野,进一步关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是身份与阶级的双重不平等,公民权则是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交汇点.“公民权政治”是对“生产政治”的理论补充.     

公民法治意识培养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公民的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就很难构建高素质的法治国家，促进公民法治意识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先决条件。良好的法治意识不只是中国社会走向法治所期望的规则，更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所形成的需求，同时，也需要维护个人的权利。目前，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现状依然存在很多不足，因此，必须从我国长远的利益和维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高度去认识公民法治意识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培养、提高公民法治意识。     

制造共同命运:以“白族”族称的协商座谈会为例

本文依据公开档案,分析了1956年大理地区的一次协商白族族称的“民族座谈会”.作者提出,“白族”族称是一个“名称标准化”过程,它的确定既不是国家权力的决策,也不是学者意见的主导,而是一个由地方精英主动靠拢国家计划的过程.族称的确定可以称之为各种原则共同作用下的一个“制造共同命运”的过程.这些原则包括“解放”和“落后”的话语、历史根据、避免歧视、易为民族成员接受、符合共产主义价值等.通过确定族称,民族成员的日常知识被陌生化,融入家的共同命运之中,形成了一个短暂的“阈限”阶段.本文无意解构“民族”身份,旨在理解“民族”知识在具体社会场景中的使用及其意涵,进行知识社会学性质的经验研究.     

中国“人”与西方“人”——中西法律文化差异解读

西方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话语：“法庭上见”、“找我的律师谈”，已为我们所熟悉，并让我们不断体会到了西方人强烈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事件，现任总统布什及英国首相布莱尔因对伊战争情报有误而受到本国议院的质询，法国总理施罗德曾因染发遭到公众的试信质疑等，西方的政治文化与体制也让我们感受到西方深厚的法治传统。西方人对法律、诉讼、权利与权力的看法以及相关的行为习惯、政治行为等，展现了完全不同于我们中国人对待这些问题的法律文化。     

SA8000标准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其对策

SA8000标准的英全称是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全球社会责任认证”)，该标准是一种以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兴的管理标准体系。它通过对公司在劳工权益保护等方面是否达标的认证来推进公司对劳工人权的保证，以确保生产商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所谓社会责任标准，通俗地说，就是指企业在赢取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对环境和利益相关的责任。     

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演进路径——对“社会倾销”指责的一种经济学解析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常因低劳工标准而被指责为“社会倾销” ,而发展中国家则反对将劳工标准问题与贸易挂钩。本文提供了一种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演进的框架。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必然经历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对于劳工标准的改变有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低而向国外流动 ,同时外国资本也进入发展中国家 ,在此过程中劳工标准得到提高 ,而并不需要国际组织的外力干预。这个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

学术界对维稳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适应性和弹性的威权国家来解释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从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来解释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然而,由于缺少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理论以及政府和民众之间互动的经验资料,目前对于维稳的机制和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足.本文运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通过华南和华北两个城市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基层政府吸纳工人、农民和业主抗争的微观过程.基层政府在日常维稳的工作中发展出三种策略来制造同意:将抗争中的讨价还价常规化、惯例化(物质上的让步);设计和实施一套科层制游戏(程序同意);在稳定和平安的口号下构建一个以信息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道德领导).通过深入分析政府和民众在这一过程中丰富、生动的经验,笔者发现维稳是通过同意和强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即政府权威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妥协来达成的.     

劳工移植:东亚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和“点对点”式的全球化

本文以中国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劳务输出过程为案例,指出与通常的“流动”不同,东亚的跨国劳务是一个“劳工移植”的过程:劳工在家乡被“拔出”,直接移植入在海外被严格控制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文章分析了当前跨国劳工移植的成因、表现模式和社会后果,特别是它和当前国际资本主义内部结构性矛盾之间的联系.“劳工移植”意味着,跨国间的流动和联系确实在不断增强,但是流动和联系是在主权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展开的,代表了“点对点”式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全球性流动和联系,与旧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和解,甚至彼此互相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