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管理创新

在市场经济驱动、制度政策改变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危机、传统伦理秩序的消解、社会风险因素增加、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城市资源与环境问题严重.经济民主模式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社会管理创新应注意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统一,促进户籍制度的根本变革.要通过建构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流动个体的“再嵌入”.     

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

鄂豫皖苏区富农政策形成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革命场域民众动员需要有莫大关系,而不同时期富农政策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又会形成相异的中共与富农博弈情况。总体而言,中共在乡村与富农总的博弈轨迹是,前期中共动员农民,包括联合富农打击能够拉动农民心弦的革命组织敌人豪绅地主、贪官污吏等,后期随着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富农政策转变,同时也为满足民众动员的需要,中共逐渐从联合富农走到联合、动员贫雇农、中农打压富农上面来。因此在整个鄂豫皖苏区革命运动中,中共与富农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半合作到富农抗争及全面受控的过程。纵观该革命场域不断“左”倾化的富农政策及其实践造成的中共与富农相异博弈关系,透视出苏维埃乡村革命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策略并不精细,此时还是一种全赢全输的排他性零和博弈。     

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耦合机制——以浙江舟山为例

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在具有正反馈特性的耦合机制下联动发展。该耦合机制下,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犹如相互咬合的齿轮,通过要素配置角度的经济增长和要素流动角度的结构优化统一起来,民营经济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内部参量（即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动态关联和良性互动,使两者间存在协同发展现象。政府通过制度和财政收支对要素流动与要素配置变革产生作用,推动两者间的联动发展;而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在耦合机制中起到润滑剂作用。通过对舟山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关系的分析,本文对两系统联动发展的耦合机制进行了经验性解释。基于此,本文认为,充分发挥政府等社会组织在耦合机制中润滑剂作用,对促进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在耦合机制下联动发展有重要意义。     

人口流动对安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在制度安排、传统观念以及婚姻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口流动对安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流动影响妇女在经济地位、家庭地位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都表现出与男性群体的差异性.因此,要从政策层面提升妇女受教育水平;改善妇女就业环境;促进乡村发展;关注妇女性心理健康等,从而逐步提高农村妇女社会地位.     

汇率制度安排及与财政政策选择相关性分析——芒德尔主要学术思想“借鉴”

我国现存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质上是一种固定汇率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经济转型期金融活动深度不够以及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我国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而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则提供了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些可能性解释，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芒德尔－弗莱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财政作用大于货币政策）有助于我们多角度理解这一现存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

本文考察我国 2 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 ,分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各地区间的配置与流动状况及其动因 ,考察这些因素对地区差距变化的作用 ,同时也考察制度变革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判断地区差距变动的未来趋势 ,并分析在不妨碍经济效率的前提下 ,哪些政策因素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和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伴随中国人地关系的巨大变化,乡村聚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正在面临剧烈分化与重组。近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利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机制与优化开展了诸多探讨。文章在综述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研究进展基础上,归纳了由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聚落空间演变驱动机制,梳理了聚落空间优化路径和模式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文章指出,未来乡村聚落空间研究应重点关注对小尺度空间演变过程的实证分析,加强行为主体和地方文化对聚落空间演变影响的研究,强化不同重构模式的凝炼和效应评估,并关注相关政策制度完善对聚落空间演变与优化的影响。     

建立市场经济的实质、目标和方式

作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经济机制和调节方法,而且是引起社会和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经济改革应选择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应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方式的创新来实现这一目标。     

影响产业结构的新因素及其调整思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传统上作为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其表现为:传统的自然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在日益减弱,经济全球化与外资的推动成为产业结构的主导因素;信息化发展和科学技术体制化给产业结构调整以强烈影响;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环保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产业结构调整路径:一是通过制度创新为产业结构调整扫除内部障碍;二是通过完善机制形成产业结构内部的协调运行。     

国家利益视角下自然人流动政策选择——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然人流动为近年来各国发展服务贸易所关注.虽然研究表明,自然人流动自由化可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缓解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压力,实际中却存在发达国家限制外国自然人流入的高壁垒政策的矛盾现象,而未有研究对此现象加以解释.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出发,利用probit模型,在澳大利亚生产率委员会研究小组对自然人流动壁垒测度结果的基础上,对一国自然人流动壁垒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一国自然人流动壁垒政策的选择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受到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对中国自然人流动给出政策建议.     

政府意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合作运动价值取向论

1928年后国民政府开展的合作运动不仅是作为实现民生主义的一个手段,又是其统治合法性在乡村社会层面重建的一种努力。合作运动由此具有了扩张国家行政力量、“促进民生主义之实现”、控制乡村社会等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多体现了政府意志而非民众意愿。主旨是在民众中培育现代民族国家创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基础,增大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这背离了合作社在西方兴起时所具有的社会自觉选择、自治性质与经济的“功能范畴”。其与政治力量的合流,达到的仅是官绅商的“合作”,故而也就不可能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众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及其重构

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是由同乡或亲戚介绍进入城市务工的,乡村社会资本在这个环节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会资本的地方性特点使其在城市中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影响了农民工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以及与城市的融合。本文针对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的流动中具有这种双重作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构建农民工新的城市社会资本,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进行了探讨。重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不仅有益于农民工自身,也对推进城市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城市偏向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

城市偏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的主导性政策选择.本文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史,把政府行为置于研究的中心,理解城市偏向经济政策演变的内生机制.研究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偏向是政府赶超的必然结果,而转型经济下的城市偏向则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必然产物.持续的城市偏向导致累进的社会成本,从而为政府的政策调整提供契机.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用于刻画政府主导下城市偏向的内生演变机制.     

发展低碳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

当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而低碳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双重作用下,一个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经济和生存方式的革命。本文提出构建低碳能源系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产业体系和全民参与都是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     

社会企业何以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基于混合制度逻辑的视角

传统组织基于市场、行政或公益逻辑对脱贫地区乡村产业进行的帮扶常常面临可持续困境,新兴混合型组织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实现乡村产业持续振兴?文章通过对两个社会企业——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的研究,归纳了社会企业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理论解释框架。文章认为,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目标调适、制度资源整合和治理模式优化融合市场、行政和公益制度逻辑,解决传统组织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在该过程中,初始的主导制度逻辑会影响和塑造制度逻辑融合的演进路径。文章也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一个激励导向的分析

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只重视了资源配置的运行层面,没有很好地探究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的增长源泉即制度因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一种强大发展共识环境之下,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政治集中的行政管理体系、经济分权体制以及与之伴随的不健全的法治等核心要素所形成的缓慢演进制度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制度框架,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考核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标准,虽有利于各地方政府的竞争,但也严重损害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生产效率和金融效率两维角度定量评估了资源配置的均衡绩效状况,最后为改进目前相对效率低下的绩效状况给出了相应的政策选择并认为加快法治建设已成为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试析财政税务制度变革的社会影响

在近年来的新形势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呈现出经济增速放缓趋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逐渐加快,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财政税务制度变革作为经济改革的重头戏,无疑是功不可没.财政税务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镜子,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发展的航灯,反映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主导经济发展,可想而知其作用和影响甚大.本文就当今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对财政税务制度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循环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构建具有内在动力和协调能力的制度化运行机制,循环经济运行机制由经济运行主体、运行条件和要素以及运行机理构成,包括动力机制、政策法律机制、社会评价干预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循环经济运行动力来自企业、居民和政府的理性选择,循环经济理性是"经济人"理性和"社会责任"理性的统一,政策导向和法律规范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社会评价干预机制为循环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条件,社会动员机制提升了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为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论现代科技革命在转型时期社会分层及流动中的特殊作用

现代科技革命在生产力演进过程中,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作用引起产业革命,继而使职业结构发生变革,为社会结构性流动搭建平台。主要表现在,科技革命通过对劳动者的作用,引发生产要素内涵和价值的延伸,使知识成为资本,使拥有知识的劳动者成为资本拥有者,令社会流动的自致性增强,挑战社会分层的先赋性规则。通过对科技、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社会分层与流动之间本质关系的研究,揭示现代科技革命使社会流动发生本质变化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