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高原楚雄市城市发展规模与城市热岛效应关系分析

选取城市发展规模要素的指标,运用相关分析法,系统分析楚雄市1990～2009年期间城市规模的发展对其城市热岛强度的影响关系,发现建成区面积、非农业人口与城市热岛效应关系密切。再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计算城市发展规模综合指数,建立楚雄市城市发展规模与城市热岛强度的变化趋势图,发现近年来楚雄年热岛强度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逐年上升,建议通过树立新的城市发展观、搞好城市生态规划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改善楚雄"城市热岛效应"的负面影响。     

亲历青岛都市历程20年（二）

如果把镜头回放到1993年的青岛,也许这座城市会让人感到陌生。眼下,酒店、商业街、写字楼鳞次栉比的香港中路CBD,在那时还是一片菜地……20多年来,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回味,值得收藏。在青岛这座城市的成长轨迹中,1993年~112013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特殊时段。这20年间,城市的区域规模、城市容量、城市内涵,都发生了最为深刻的堪称脱胎换骨的变化。在青岛城市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最为辉煌的篇章,也成就了一个新青岛。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气温变化的灰色关联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规模迅速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环境系统产生了影响,如产生了城市热岛效应.文章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对我国25个省会城市和4个直辖市1990～2005年的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数据和城市气温数据进行了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和分析,定量揭示了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对于城市气温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定量分析了各种城市化因子对于城市气温变化的影响.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及其空间特征

城市规模分布研究是城市规划中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对准确预测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合理确定城镇体系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20年来首位度、回归斜率、城市规模基尼指数等多项指标的变化以及城市规模成长空间特征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城市群城市规模成长的基本规律。同时对区域发展中的矛盾以及研究中的困扰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我国中等城市发展的若干问题

任何城市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聚居的场所。因此,人们一般就以城市人口的数量作为划分城市规模大小的标准。在我国,对于设立市的建制的城市,通常分为四级:一百万人口以上的称为特大城市,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口的称为大城市,二十万至五十万人口的称为中等城市,二十万人口以下的称为小城市。截止于1983年底,我国共有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289个,其中,特大城市20个,大城市28个,中等城市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高效能管理——漳浦县努力构筑海峡西岸开放县城的思路与实践

县城面貌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1992年以来.漳浦县委、县政府把县城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摆上重要的位置、提出“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档次,增加城市亮点,塑造金浦形象” 的城市建设发展思路,大手笔规划,大规模建设,全方位管理,多渠道筹资。7年来,县城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近13亿元,其中基础设施5亿元,是1992年前10年的20倍,县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整洁有序的海峡西岸开放城市已悄然崛起、初具雏形。     

城市生态学视野下的动态适度人口规模——兼论上海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

提出城市适度人口规模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值,而是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先验的数值,而是系统决定的综合结果。建立了一个适度人口规模的概念性框架,即EFL模型,就是说合理和适度的人口规模是与之相联系的资源环境因素、功能和经济方式、空间区位状态共同决定的结果。生态系统的变动,综合决定了一定时期、一定标准下的城市人口适度规模,并决定了这一适度规模的变化趋势。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影响上海人口规模变动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从资源环境变化、城市功能变化和城市空间变化三个方面对上海适度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作了基本判断,提出上海人口规模将出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根据动态适度人口规模的观点,对城市人口综合调控和城市管理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利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2000—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对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了长期内城市土地价格与城市人口规模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成为了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的推动因素。与此同时,考量了居民收入水平、储蓄水平以及房地产开发对城市土地价格变化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格局演变及协同关系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     

中国主要城市旅游效率影响因素的演化

对不同时期影响中国城市旅游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资源投入方式的优化和利用能力的提高.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简称DEA),在对1995、2000、2005年58个中国主要城市旅游效率进行计算和分解的基础上,对三个时期各分解效率对总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判定和度量.研究结果显示:规模效率对总效率的影响最大、技术效率和利用效率对总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弱,且这种影响关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牛较大变化.从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出发,认为区域经济不平衡性,城市旅游资源投入规模的差异是导致以上特征的根本原因.文章最后讨论了不同区域提高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途径.     

市场经济、空间演变与性：东北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1980～2010）

“点儿”是中国男同性恋群体进行交往与娱乐的公共空间。本研究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东北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变迁;探求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关系、行为和情感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点儿”上被组织和表述;揭示同性恋群体与制度、商业角力的适应性生存状态,并从中识别性的认知的时空发展系谱。研究发现,娱乐产业的发展为长期压抑的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大量新的互动场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同性恋群体自身投资娱乐产业创造专属空间,这种空间实践给同性恋群体带来包括身份、资本、性、价值、疾病等方面的重要改变。     

我国环保投融资实践及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40年来,环保投融资大致经历了以工业污染治理为主的企业投融资阶段,以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污染治理为主的投融资阶段和财政引导下的多元化投融资阶段三个阶段,投资总量、投资结构在三个阶段中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在工业污染物去除、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方面发挥了显著效益。论文对40年来环保投融资政策和投资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基于当前政策形势,对未来环保投融资的趋势进行预判,以期为未来环保投资决策提供支撑。     

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1990年至2011年中国地级市市辖区人口的数据,通过城市规模分布的概率密度曲线、城市规模恩格尔曲线、城市规模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总结了近20年来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演进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此外,文章还对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帕累托定律和Zipf定律的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地级市城市规模分布符合帕累托定律,但不符合Zipf定律。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的结构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带,也是城市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与我国的其它地区相比,这一地区已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善的现代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分析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地区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重要手段,本文将采用这一方法和分形模型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体系进行分析,并对该地区的城市发展提出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规模分布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主要阐述72000年与2010年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其中包括“位序一规模”分布、首位分布和城市规模等级分布,并将这二年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纵向比较及原因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规模分布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主要阐述了2000年与2010年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其中包括“位序-规模”分布、首位分布和城市规模等级分布，并将这二年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纵向比较及原因分析。     

产业政策目标指向型城市人口规模研究

在分析影响城市人口发展因素的基础上,以义乌市为例,从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变化、高贡献率行业三方面论证了政策变动因素与城市人口发展的关系,提出产业政策目标指向型城市人口规模计算的研究框架和计算步骤。     

集聚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市规模选择

从集聚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规模的合理性,并利用200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说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在继续关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多地支持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城市的人均产出。     

中国城市工业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正> 目前对于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政策颇有争论。从不同角度评价不同规模城市的利弊,可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从发展生产力出发,我国城市应该追求良好的产出效益。本文试图从不同规模城市每个非农业人口平均的工业净产值(以下简称人均产出)和全民所有制工业每个职工平均的工业净产值(以下简称职均产值)两个方面来探讨城市规模的产出效益。文中的城市规模指设市城市市区的非农业人口。城市规模级按二倍数的间隔分成八个等级:小于10万人、10—20万、20—40万、40—80万、80—160万、160—320万、320—640万,大于640万。分析资料包括1984年的295个城市。     

广州城市基本——非基本功能对城市旅游规模的影响

随着城市旅游与城市自身发展的联系愈加紧密，城市功能成为理解城市旅游规模变化的重要工具，却较少有研究定量验证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文章以广州为案例地，基于TY-Granger检验的方法验证了城市功能与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基本—非基本功能的视角进一步剖析。研究发现：在5%的显著水平上，广州城市功能中的基本功能推进城市旅游规模的增长，在10%的显著水平上，广州城市旅游规模对城市非基本功能存在促进作用；各基本功能中，批发零售功能、科研服务功能和医疗卫生功能促进广州城市旅游规模增长，而旅游规模对商务服务功能有影响；广州的入境旅游规模与城市基本/非基本功能总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显著，但与各个基本功能的关联更为复杂。研究结果说明，城市功能的服务范围和规模会影响城市旅游规模变化；当生活性服务业相关的城市功能产生了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时，也会促进城市旅游规模的增长，比如广州的医疗卫生功能，这为城市政策制定者和旅游相关行业从业者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