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的全球比较与共同富裕的中国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从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具体内涵出发,构建以结果为导向的共享发展评价方法,手工收集162个国家或地区1990年至2020年可比较数据,分析各国共享发展的决定因素,讨论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的主要政策工具.在实证分析全球共享发展措施的基础上,讨论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分析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的制度着力点,明确未来政策重点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新型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未来乡村”共建共享平台的实施策略与重点

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振兴乡村产业、变革农村生产方式、推动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建设宜居乡村、完善乡村治理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显著。结合温州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实践,应通过巩固提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加强市场和政府资源统筹利用和完善利益分享机制等更好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     

财政投融资与共同富裕的背离：来自底特律的教训

美国底特律市政府破产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区域划分不合理,形成了马太效应;政府的财政及投融资活动只是消极反贫困,未能促进积极就业,也未能促进产业转型进而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我国地方应借鉴教训,把握好城市发展规律,量力而行;应加大转移支付,缩小区域差异,并注重人力资源投资,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A股的严峻考验

“共同富裕”是个很好的憧憬,在A股市场上能否兑现,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立宪史上的“宪法-富强”观再探讨

19世纪末,中国知识人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过程中,注意到宪法和立宪政治对国家实现富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宪法-富强”观延绵一个多世纪。中国立宪史上的“宪法-富强”观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富强为体,宪政为用”,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在晚清,部分清廷官员和知识人相信“宪法-富强”观,但很多人是借此论证实行立宪政治的必要性,说服清廷实行立宪政治;“宪法-富强”观在民国沉寂的原因是宪政已有孙中山设定的发展路径,再无须论证宪政之性质、作用与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宪法-富强”观重现,是为了凝聚全国人民,给革命政权提供合法性。     

全球公共健康治理：一种“宪法”治理模式的解读

美国治理公共健康实践创立了联邦主义模式.为应对突然爆发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机,传统的国际治理公共健康体制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全球治理公共健康模式呈现出一种美国联邦主义治理公共健康模式特点.     

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基于公共风险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10月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之后又于2022年10月首次提出“两个规范”,旨在落实分配制度与分配预期。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绕不开的难题。文章以问题或风险为导向,在构建的“问题—目标—工具”逻辑框架中透析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关系,作为“共同富裕”的“目标”与作为“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具有内生的、历史的和风险的多重逻辑关系;具有理论上内生嵌入性、对象上指向同一性、实践上“两手”协同性、风险上角色互换性等四个特征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能有助于共同富裕实现。这或能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理论思考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受到各界高度评价

20 0 4年 3月 5日至1 4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此次宪法修改 ,是对现行 1 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改。除了提出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外 ,在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权以及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修改都有诸多非同寻常     

税收学理下的共同富裕：历史逻辑、理论渊源与现实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历史上很多政治家、思想家曾提出共建大同社会的主张,但囿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种追求缺乏可行性,仅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先后让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在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下,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可能。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其经济效应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其调节效应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未来要正确处理税收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协调发挥税收的经济效应和调节效应,让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在新时代成为生动实践。     

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互诠——“经济宪法”的视角

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相互诠释的关系。起源于经济学的“经济宪法”理念,认为应当从自发秩序中提炼要素并通过法律制度予以固定,为市场经济提供可靠的框架秩序。其在现代宪法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宪法对共同体的经济秩序做出总体规定。我国宪法中“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的规定方式,一方面要求保护竞争秩序,防止经济强权的出现,以保障社会财富的生产;另一方面又要求维护社会平衡,扶助社会弱者。二者的结合意味着： 通过自由竞争带来的高度繁荣,使人民能普遍享受符合人的尊严的高质量生活。“共同富裕”在“保卫自由”和“要求平等”两个维度补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国家所有”的宪法规范分析——以“国有财产”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类型分析为例

宪法中的"国家所有"条款至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分析,但实践中仅仅通过私法规制"国家所有权"已经难以回应现实的问题,已经有学者开始引入公物等概念,并建构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但这个分析是仓促的,而且在规范逻辑上难以成立。"国家所有"条款的宪法分析应该立足于现行的宪法体系,以宪法变迁为背景,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与社会现实,从而对"国有财产"的规范内涵进行诠释。"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在学界备受争论,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同样需要上升至宪法层面,从而就"自然资源"进行宪法上的界定,并对"国家所有"所衍生的权利、义务进行分析。从宪法角度对"国家所有"条款进行规范分析的目的在于防止对"国家所有"的规制完全遁入私法,从而丢失公法上的监管与义务。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影响机制与经验事实——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在科学内涵和工作侧重上均十分契合。文章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现共同富裕。间接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欠发达地区,在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制定精准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积极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国家认同的宪法构建：实现机制与实施路径

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是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有效整合其国民的过程,宪法在此意义上成为国家认同构建的一大重要制度资源和载体。基于理解国家的不同方式,国家认同可以分为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两种。相应地,国家认同的宪法实现机制主要体现为"权利—权力"机制、义务机制、叙事机制和象征机制四类,我国宪法中的序言、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家标志这四大部分构成了上述机制。在终极意义上,国家认同的宪法实施是一种以宪法总纲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条款"为中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总体认同对象、以社会主义认同和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为二元的实施模式,其核心在于形成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并在现代政治框架内打造出一种"厚宪法爱国主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与金融支持：一个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是事关共同富裕目标能否有效推进的重要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一方面,金融要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因地制宜地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又要与基础设施结构以及其他制度结构相匹配;另一方面,在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乡村振兴的推进既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制度结构”的路径提升效率,又要注重建立收入的再分配机制以促进公平。因此,为推进共同富裕,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一是要考虑金融体系自身的完善,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有效畅通;二是要增强与当地产业的适配度,推进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符合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三是要完善农村金融发展所需要的配套制度体系,使得金融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四是要通过财政和政策性金融支持乡村建设等公益属性的措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将资源向农业农村适当“转移倾斜”;五是加强金融服务不同类型农户的广度和深度,助力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科技金融政策与共同富裕：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引擎,科技金融为共同富裕实现注入了新活力。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选用多期DID方法（Time-varying DID）实证检验了科技金融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检验表明,产业转型升级是科技金融政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有效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区位条件优越、资本配置效率高、创新能力强及经济基础好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为探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20世纪50年代“共同富裕”理念形成及其演变——以《共同纲领》制定中社会主义目标的讨论为中心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为实现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新的探索。新中国成立时,为了人民的幸福与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在建国理念中赋予其时代使命与责任感,以“人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优裕”的哲学,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临时宪法——《共同纲领》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社会正义观成为新中国宪法史上构建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因此,探寻1982年《宪法》对“共同富裕”的规范内涵以及当代价值时,我们需要追溯《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中确立的独特规范构造与精神内涵。本文以《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讨论为中心,探寻《共同纲领》所蕴含的社会正义及其在当代的价值,并探讨如何在宪法轨道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商业银行的内部“法治”与“德治”

治理国家需要"依法"与"以德"相结合,作为社会微观层面的社会经济组织、社团组织等,同样也需要建立起内部"法治"与"德治"相协调的小环境.而且,基层组织内部"法治"、"德治"的成功结合,是搞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