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差异研究——基于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

作者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差异。OLS方法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差异从1995年的100%～400%,下降到2008年的17%～36%,随机前沿方法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技术无效率差异从1995年的22%～57%,下降到2008年的9%～21%,且国有工业企业技术效率仅比非国有工业企业低2.1%～6.3%,这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其规模和垄断优势,在竞争性行业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效率仍然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10%以上。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何以存在工资差异？--一个金融的视角

中国的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存在一定的工资差异。根据1999～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由于不同所有制部门的融资能力不同,金融发展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影响,显著扩大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异,尤其是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中的集体经济部门的工资差异。这一结论说明金融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优势。     

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占全国新增工业产值的比重(%)

年份新增工业产值(亿元)国有工业(%)非国有工业(%)198124649.650.419861991199519971478432442161114138 4543.719.44 .7 5556.380.696.3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占全国新增工业产值的比重(%)     

地区工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发现经济开放、市场容量、城市化、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工业集聚,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因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历史条件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工业集聚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     

宏观经济波动对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国进民退"的回顾与前瞻

本文利用1998—2008年的样本数据,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宏观经济波动对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速度、货币存量、出口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与国有工业比重下降速度均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国进民退是宏观经济景气度影响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应从优化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环境、对微观结构影响的程度等方面去改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经营环境。     

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

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2)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县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研究

利用长三角地区131个县域单元的相关数据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2003—2012年间长三角地区县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同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县域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三角地区县域工业集聚度呈不断增强之态势以及"集聚—扩散—再集聚"的空间演化过程。在空间维度上,长三角地区县域工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各县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长三角地区,经济政策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县域工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均有影响,尤其新经济地理因素较为显著。     

转型中的国有所有权集中与工业产业绩效

实证分析表明 ,不同的国有所有权集中度对中国工业产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国有所有权垄断是与较高的垄断利润、较低的生产效率紧密连在一起的。国有所有权垄断并不具有经济效率意义上的合理性。非国有所有权进入和带来的市场竞争会明显促进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国有所有权集中实际上是建立在严格的行政性进入限制的基础上的。因此 ,打破国有所有权垄断 ,降低非国有所有权的行业进入壁垒 ,创造不同所有权公平竞争的市场 ,用竞争的所有权结构代替垄断的所有权结构是中国工业组织绩效改进的重要的基础     

汕头非国有工业发展的启示

汕头市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汕头全市工业总产值547多亿元。其中,国有工业总产值31亿元,非国有工业总产值516亿元,国有工业在比重上占不到一成,非国有工业则占绝大部分。因此,加强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研究,对汕头工业经济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不久前,汕头市工业经济协会组织力量,采取实地考察与面对面调查的办法,历时3个月,先后走访了潮阳市的和平、峡山、谷饶、两英、陈店、司马浦、胪岗、成田、仙城,澄海市的外砂、莲下、东里、凤翔、广益、澄华等地,考察了佛山市、南海市、顺德市,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从中得到了很多启示。     

中国内外资工业的空间共聚: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

从理论分析入手,将所有制因素纳入协同定位模型和产业密度模型,推导出内资工业和外资工业共同集聚的理论机制和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内资工业集聚与外资工业集聚可从彼此的工业集聚和工业效率中获益;内资与外资工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内资工业集聚与外资工业集聚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出:地方在工业发展中要集中发展优势所有制工业、重视内外资工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     

湖南"一湖四水"工业集聚与水污染程度的时空演变及关联机制

突破工业发展与污染治理间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转型与环境保护协同具有重要意义。选取湖南省2007、2012、2017年面板数据，利用地理集中度指数、标准差椭圆、面板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湖南省工业集聚和水污染程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与计量关系。研究表明：(1)工业集聚维持“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水污染程度空间分布由“多点极化”演变为以湘东北为核心向外逐渐递减。(2)工业集聚与水污染程度同步耦合效应总体稳定显著，空间错位现象局部波动变化，2017年长沙、湘潭、岳阳为高—高耦合型式，减排任务艰巨。(3)工业与水污染影响范围随时间推移分别呈现收缩与扩张趋势。(4)工业集聚度每提升1%，水污染程度下降0.85%，上游水污染状况等因素抵消了工业集聚的减排效果。鉴于此，湖南省应有机统筹“四大板块”与“五大流域”的产业及环境政策，加强流域上下游工业与污染的协同管理，重点清退湘东北及其上游地区的落后产能。     

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

对职工个人层面的研究表明,股权性质显著影响职工平均工资,但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层面上股权性质如何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尚缺乏深入探讨。以1999—2009年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深入考察了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样本期间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而且这一结论在控制了行政垄断、企业规模和职工教育背景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控制级别和职工工资类别后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显著更高。其中,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又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非国有企业并无显著差异,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工资的影响,丰富了职工工资的相关研究,并对推进我国国有企业工资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产权性质、公司特有风险与企业投资行为

本文利用我国2007²011年上市公司数据,在区分了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公司特有风险水平、管理者风险特质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公司特有风险会显著制约企业投资,而这一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却并不显著;企业管理者风险偏好特质对公司特有风险与企业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这一结论仅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显著。整体而言,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对公司特有风险以及管理者风险偏好的考虑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产权性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国有与非国有部门:改革定位和发展政策

<正> 自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体制特征,即一方面是体制一直未理顺、缺乏活力的国有部门,另一方面是体制相对正常、充满生机活力的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在工业产出中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4年的34.1％,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非国有部门所占份额则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4年的65.9％。这样,中国经济就出现了两大板块,非国有部门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一种制度特征,中外不少经济学家已作了大量分析(如吴敬琏,1992;Norton,1995)。本文的目的不是分析这两部门制度特征本身,而是以此为起点,分析两部门的改革与发展政策。本文认为,无论是经济改革政策,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都要把非国有部门纳入考虑范围。重要的是,从国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全局和动态演进出发,重新审视现有的部门政策,设计一些针对两部门特点的经济政策措施。     

国有风险投资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成效

本文分析风险投资的产权性质对其投资行为和投资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风险投资在投资行为上并没有体现出其政策初衷,并且在扶持创新上也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价值增加作用;从投资成效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前,国有风险投资相对于非国有风险投资,虽然投资持有期限更长,但是取得成本更高而投资收益更低;股权分置改革后国有风险投资的投资期变得更短、回报更高而成本更低。同时,国有风险投资在企业发展晚期进入时能享有更低的投资成本和更高的投资收益,相关结果在控制内生性之后也仍然存在。这些发现说明国有风险投资的表现总体上符合私人利益假说的预期,而不是社会价值假说的预期。     

江苏国有工业企业的问题、症结及其对策建议

<正>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国有工业企业通过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全省经济回飞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相比于异军突起、蓬勃发展的非国有工业,国有工业企业也暴露出种种不足,尤为令人关注的是,近几年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处境十分困难.反映出明显的活力不足、效串不高.其主要表现是; 1.生产速度滞后进一步加剧。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增长滞后已持续多年.而近年来滞后现象更为突出。“六五”期间,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14.0％,国有工业增长9.1％.国有工业滞后系数为0.35.1990-1993年,整个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加快到30。2％,国有工业速度虽然也提高到12.8％,但相比于整个工业滞后系数扩大为0.58.其中1993年整个l业比上年增长34.4％.国有工业仅增长9.7％.滞后系数达到0,72。 2.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目前部分效益指标已低于非国有工业。“六五”期间.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虽然也有下降,但与同处于下降之中的非国有工业相比,仍占有明显优势,从下表可见。1990年国有工业企业的销售利税率、资金利税率、平均每一职工实现利税三效益指标水平在各经济类型中均为最高,但到了1993年,这种效益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近三年非国有工业经济效益逐步上升.而国有工业继续下降,它们的逆     

河北省国有工业现状分析——对河北省223户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

几十年来,国有工业经济支撑了河北省工业经济的发展,对形成具有河北特色的工业经济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前,国有工业经济在我省工业经济中继续雄居主导地位并发挥骨干作用,而且是我省工业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从生产规模看,国有工业企业占有明显的优势。1993年,仅占全部工业20％的国有工业企业,其现价工业总产值达1020亿元,占全部工业的63％,而占全部工业企     

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7年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具有"中心高边缘低"和"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污染集聚高值区和低值区基本保持稳定,具有"路径依赖"特征。②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工业污染集聚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的工业核心县(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的工业欠发达县(区)。③工业污染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性,工业污染集聚与人口密度、经济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之间呈现正相关性,与技术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性。④工业污染集聚不仅受本县(区)人口密度、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受其相邻县(区)工业污染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冲击。研究认为,城市群内各县(区)应加强工业项目协调发展,促进污染联防共治,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发展。     

风险还是机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理论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由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先进制造业中更显著；管理者过度自信可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相较国有制造企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非国有制造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制造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寻求高质量发展机遇具有一定的启示。     

我国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及所有制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对决定其变化特征及所有制差异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1)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并不完全是顺周期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呈现明显的逆周期特征。此外,国有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私营和外资企业;(2)我国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除受市场因素影响外,又受金融支持、沉没成本、企业规模、就业弹性和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且市场因素又显著地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和支配,这一效应在经济增长动态预期突变情况下尤为突出,这也正是我国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在特殊年份呈现明显的逆周期特征的主要原因;(3)金融支持和沉没成本是抑制产能利用率提高的主导因素,且二者又是造成国有与非国有钢铁企业产能利用率差距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