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界线”问题与“场域”分析－安德森“犯规”事件再思考

本文围绕安德森"犯规"事件,从"界线"与"场域'这两个角度入手,深入考察在‘‘左翼'符号背后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揭示出"左、右翼"界线"不可贯穿'之说的虚妄性及其所造成的相关后果,并在知识分子实践层面上揭示出"左翼"已经在场域斗争中蜕变成‘‘教条'与‘‘幻象".在方法论上,本文主要采取逻辑分析、话语分析和社会学分析,因此文中的批判性分析同作者本人的规范主张无涉.     

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理论

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即对社会的贡献通过批判的建设来体现。这样的传统。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圣王真正参与朝政之中,可以选择与朝廷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他仍可以在民间跟君道配合。实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如果朝政的道义基础彻底崩溃。他们也可以成为抗议精神的领袖,参与政治的空间是非常宽广的。     

养老金制度设计应考虑农民利益

养老金出现的＂多轨制＂提醒我们,在改革中需要加强整个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只有让权力真正为民所用,改革才能保障全体的利益,而不致成为少部分人以改革的名义谋取利益的工具。     

代表人民行使好国家权力——兼论人大权力的渊源及特性

我国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政体45年至今,当前仍然要首先解决人大制度“ABC”的问题,而怎样看待人大(及其常委会,下同)的权力,是解决这个“ABC”的突破口。因为只有社会各方面对人大的权力形成了共识,才能在如何认识人大地位的问题上,减少片面性,增加科学性;在如何     

加强政府审计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信用建设不单纯要依靠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持,只有法律的执行有效才能真正成为信用的支点。在信用建设中,最大的信用是政府信用,政府信用是表率。因此,在信用建设中,政府审计监督越来越重要。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时提出,要“发挥司法机关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从“中策现象”到“德隆模式”:购并场中的投资学

本文从投资学的角度对“中策现象”与“德隆模式”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购并活动只有符合投资学的一般规律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而这种投资学理论的运用将成为未来我国购并市场发展的主导动力。     

"三农"的当务之急是抓人才

“三农”难题，如何突破，怎样解决?许多同志说，主要是靠点子(政策)、电子(科技)和票子(投入)。这“三子”固然重要。但要得力的人去扎实地干。才能解决问题。我们最近深入农村，走访了十几位乡镇领导与一批不同类型的农户。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们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是，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靠才子。只有抓紧建设一支符合兴农要求的人才队伍，才能带领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加快实现全面小康。     

论依法治税与税收秩序正常化

税收是法定的。提高全民税收法定意识,其实质就是强调必须依法治税。只有同时做到税务人员“依法征税”与纳税人“依法纳税”,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税”的理想目标。     

从政治呼号到法律逻辑——对中国工人抗争政治的话语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的劳工抗争中出现了对“权利说辞”的频繁使用,这到底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也就是国家的撤退,还是反映了民众“规则意识”的延续以及国家的持续控制呢?本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在十年抗争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文本进行了“话语实践”的分析,认为抗争工人所使用的话语依赖于具体的斗争情境与权力关系,而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工人抗争的过程中促进了他们对自己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辩护.工人们对“权利说辞”的策略性使用一方面展示了国家对工人们的符号性支配,由此成功遏制了劳工抗争,防止了社会矛盾的激进化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只有真正实行“法治”才是制度化地吸纳社会抗争的持久途径.     

公众人物公关形象管理刍议——基于拟剧理论的视角

公众人物特殊的社会地位、身份决定了人们对其行为的特殊要求与期待,因此公众人物的公共关系形象管理更显重要。公众人物须清晰地对前后台进行界定,要努力地保持前台与后台的行为同一;应正确使用象征性符号来塑造形象,一旦形象受损,则要勇于承认错误,真诚道歉,适度进行自我披露。只有当其在心底秉持一种真善美的价值观念,真正将全社会共同提倡的道德准则内化为一种内心坚守的标准时,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设置出众多不在场的观众,从而使得这种"表演"演变成为一种自律和自觉,让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真正达到表里如一。     

从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说开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从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中真正获得运思的精妙所在,毫不迟疑地超越他的哲学思维,而对人的“在世”进行严肃的思考。     

中美印对泛南亚国家的地缘经济权力时空分异

地缘经济权力日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辅助国家地缘战略决策、明晰国家地缘环境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国家实力、国际贸易、投资、援助、贷款等数据和指标,从权力实施和权力实施有效性两个方向,搭建地缘经济权力分析框架与定量模型,并以21世纪以来的中美印与“泛南亚”国家为例,研究其地缘经济权力的实施、有效性、演变及时空分异。研究发现：(1)权力实施方面,中美印与“泛南亚”国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流露出明显现实主义色彩,不同年份对泛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和“营建”度各有侧重和选择。(2)权力实施的有效性方面,“泛南亚”国家对中美印施加权力的反应和响应程度不一,其依赖度与仰仗度存在“大国平衡和多双边下注”的倾向。(3)权力演变方面,中美印对各自权力区的构建和固化差异明显,权力变化态势与形态复杂异化多样。文章从权力来源、施动过程与有效性及地缘经济的经世致用作出讨论。     

学科规训制度与刑事一体化

“学科”原是教育的一个概念,福科揭示了“学科”包含的“规训”与“权力”的实质,使其成为批判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话语工具。鉴于我国刑事学科的现状,提出应对“刑事一体化”思想持谨慎态度,以避免强化“刑法本位主义”,抹杀其他刑事学科的独立价值。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人的基本问题

人的问题一直是思想界持续探讨的话题.在《巴黎手稿》到《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人学问题的系统而科学地考察.此后,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言明了资本逻辑管控之下社会“骨架”不堪的生活遭际:雇佣工人深受剥削和压榨而成为“可怜人”、资本家是社会权力话语体系的“把控者”、土地所有者虽是社会上的“落魄者”却依然是剩余价值的“瓜分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有鉴于此,马克思找到了人类摆脱“经济必然性王国”统治和真正“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的有效途径.     

什么是启蒙?--人的权利与康德的启蒙遗产

在中国思想界1990年代掀起的"新左翼"与"自由主义"论战中,双方各自继承的是当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激进左翼的思想脉络,但却不约而同地忽视了夹在中间的康德主义传统.在我看来,今天中国思想界严肃地坚持或批判启蒙信念之普遍主义向度的学者都应该认真对待康德主义.若不正视康德所留下的那份弥足珍贵的启蒙遗产,何言承继/批判西方现代性?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主体性辨证

生产关系作为历史的产物 ,是由生产力和社会主体力量结构共同生成的 ,看不到生产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作用 ,就会陷入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械唯物论的理解。只有回归马克思的历史观 ,唯物辩证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才能真正做到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 ,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也才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 ,真正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大数据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正>数据的商品化催生了以数据为“一般等价物”的虚假价值形式,深化了商品世界的抽象性、迷惑性和胁迫性,加剧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颠倒幻象,进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拜物教形式——大数据拜物教,并随之衍生出相应的颠倒观念：颠倒的商品生产与消费关系,创造出虚假性需求;颠倒的数据量与质的关系,制造出投射性认同;颠倒的用户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关系,塑造出虚拟性误认。大数据拜物教及其颠倒观念,根源于技术、时间和空间资本化逻辑的不断深化,以及数据资本以“剥夺性积累”的新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重塑。只有经由大数据意识形态和数据资本逻辑的双重批判与建构,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结构性束缚,逐步将大数据整合进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中。     

走哲学创新之路(续)——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心路历程

本文分析了旧教科书的“本体论化”哲学倾向的表现及其实质,指出:只有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髓,才能更好地发展哲学.     

士的悲哀与新生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连,是统治者的附庸,这一事实导致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思想、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的丧失,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作为社会精英应有的社会作用;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新世纪的世界潮流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带来知识分子的新生。     

真问题、真反思与真交流--读贺照田先生大文的一二随感

提出真问题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社会科学本土化”虚假二元对立的唯一道路;没有真问题作基础,反西方中心主义或是反普遍主义只能是当代知识犬儒的诡计,透过对知识与权力二分的批判,回过头来更私密地、更稳固地重建外在于政治与杜会实存的学术碉堡。至于没有真问题的实证研究,那只能是“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