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

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     

农民新命：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公民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农民的终结”过程的集中体现。农民的流动是农民对于城乡分割的身份歧视制度的抗争。二元体制中农民的身份困境，在农民工出现以后被充分展露，有了与城市人权利的比对，这种不合理才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就是全体农民权利状况的直接反映。正如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所说，“中国农民为公民身份而战”。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公民”。“公民”是无所谓乡下农民或者城市市民的，在制度面前是平等的，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利。     

放活土地使用权是农村生产力的第三次大解放——关于临泉县单桥乡土地租赁经营的调查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制度是社会诸种关系最集中的体现。变革土地制度,则是人类社会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建国初期以变革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土地改革,极大地唤起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实现了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取了土地的经营自主权,第二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温饱大跨越。最近通过对临泉县单桥乡实行土地租赁经营的调查,我们认为放活土地使用权,建立土地流转机制,把农民推向一个更为自由的空间,对于农民由温饱向小康迈进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应该说是农村生产力的第三次大解放。     

权利失衡：土地流转中“三权分置”的异化实践及其破解

“三权分置”制度是在农村人地分离背景下进一步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推动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创新。我国部分地区在正式的“三权分置”制度出台之前就已展开“三权分置”的探索，对这部分地区“三权分置”实践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三权分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良性运转。本文发现，“三权分置”出现了实践异化，体现为以所有权主体绝对责任化、承包权主体绝对权利化和经营权主体权利弱化为表现形式的“三权”主体权利的失衡，隐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和政治稳定风险。“三权分置”的理想效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土地流转性质的政治化是形成“三权”主体权利失衡秩序的主要原因。要破解“三权”主体权利失衡困境，应将土地流转性质去政治化，使土地流转关系还原为土地承包权主体与土地经营权主体之间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合作与谈判关系，构建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秩序。     

农地赋权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基于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

研究目的：基于“环境—努力”二元因素机会不平等理论,构建农地赋权与收入不平等的概念性分析框架,探索农地赋权影响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为实现农村经济均衡、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启示。研究方法：OLS方法、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赋权显著降低家庭相对剥夺指数和村庄基尼系数,即抑制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农户群体收入水平发挥作用;（2）劳动力转移在农地赋权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中起到传导作用;（3）家庭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提升增强了农地赋权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在赋予和保障农民自由处置土地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完善非农就业市场和增加农村教育投资,促进农民非农就业。     

中国农民特质问题的理论探讨--兼谈党和国家对9亿农民政策调整的问题

中国历代农民都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这可以看成是它的特质。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表现出积极主动的适应能力，近代的农民更表现出适应当时的特殊社会环境的顽强生存能力，当代的农民则表现出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认真总结和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党和国家对9亿农民的农村改革政策应该是疏导而不是强制。今后一定要从有利于农民的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出发，给农民“正名”，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给农民“松绑”，让他们自主地创造美好的小康生活；给农民“援助”，让他们尽快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步伐。     

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角度解决我国“三农”问题

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角度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首先是要实现农民与市民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为农民创造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其次是要实现农民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一方面，要通过立法以确保农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还应尽量减轻甚至消除农民的不合法负担。     

不能忽视双重城乡"二元结构"

现在我国城乡存在双重"二元结构",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静态的二元结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农民与市民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以此建立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乡分治".动态的二元结构是基于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但不只是农民工)两种不同的身份,以此建立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市分治",使外来人口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地位.静态二元结构与动态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     

解决三农问题 在于制度创新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是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和政治地位问题。只有解放农民,归还农民的公民权利,农民有了迁徙自由、择业自由、交易自由、创业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农民自己就能解决好“三农”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消除制度障碍,积极慎重地在制度上创新,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农民需要自由选择权

在特定时间条件下,农民们也许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哪一种制度安排对自己最有利。但是,如果有了选择的自由,有了反复摸索和试验的权利空间,他们就会逐步清楚,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精英理论的秉持者坚持以为,精英比农民更知道农民的需要,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农民接受,农民不顺从就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的根本是解放农民

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是紧紧依靠农村这块阵地，农民阶级这支主力军取得革命胜利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更加高不开农民，没有农民，没有农民的解放，便没有农业、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主义全面进步。因此，在农村，只有不断地解放农民，才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步伐。新中国的成立，进行土地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广大农民翻身作主人，获得了第一次大解放，使当时农村生产力得到历史性的发展，国民经济得到尽快恢复…     

双重“二元结构”造成我国重大体制障碍

现在我国事实上存在双重＂二元结构＂,我们称之为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静态的二元结构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农民与市民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以此建立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乡分治＂,使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地位。     

构建中国特色的农地产权制度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农地制度改革以构建中国特色的农地产权制度之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妥善解决大国小农现实约束下如何破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困境、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形成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如何按照“三权分置”的制度要求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等问题。为此，需要基于农村土地制度环境的变化适时深化农地制度改革以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按照“三权分置”的要求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为主的同时持续推进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并强化关联制度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激活土地资源资产要素，有效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农地产权制度。     

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平等权的保护

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依法定程序强制取得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并且给予一定补偿的行为。平等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理应对土地征收制度有所拘束,宪法平等权贯穿整个土地征收过程的始终,在不同阶段与不同的权利相结合产生特定的内容。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征收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侵犯农民平等权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不平等的征地参与权、不平等的征地补偿权、不平等的事后救济权。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平等权的实现包括实体权利上的平等和程序权利上的平等,具体包括明确农民在征地中的地位、在补偿中实现同地同价原则、保障农民平等的知情权和平等地获得救济权。     

要正视中国土地问题的三个“难以为继”

今年6月25日是第21个全国“土地日”。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要正视中国土地问题的三个“难以为继”：过度消耗低效用地的粗放型发展难以为继、对大规模开发后备土地资源的依赖难以为继、忽视城乡土地权利主体平等的模式难以为继。     

两种制度 四种社会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提出：目前中国具有两大特点：即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一个中国四种社会。他认为，“两种制度”不是指大陆与港澳间现行的“一国两制”，而是指过去５０年中国大陆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这两种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也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过于悬殊。“四种社会”，包括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知识社会。在中国，就农村而言，仍然是以农业社会为主，其农业就业比重占６５．８％，…     

农民权利贫困导致经济贫穷

<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总体贫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不能自由流动和迁徙。它虽然是以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实质却是权利的贫困。正是农民在一系列权利上的贫困,才导致经济上的贫穷。农民的这种权利和经济贫困,又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形态被固化,加剧了城乡原本存在的不平等和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     

“新二元社会”当慎思

中国存在城乡分割，有一些历史原因。城乡分割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两个表现：第一，劳动力流动是受到控制的，以前农民不能流到城市里边来，现在虽然可以进来，但城市政府会用各种各样渠道来管理，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第二，即使进来了以后，他们在各方面的权利和城里人是不平等的，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均山制的制度机理与效应分析——基于上坪村的案例研究

以1992年开始实行均山制的上坪村为案例村,对均山制的制度机理和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集体林权基本制度应在赋予农民个体平等经营山林的初始权利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和实施将环境服务的社会需求转换为农户需求,引导农民行为符合森林持续经营的目标需要,以缩小环境服务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差距。     

保障网在探索中编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与完善

“重视三农问题，必须要解决农民社会保障这道难题，建立和谐社会也绕不开这个问题。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还没有完整的政策、完整的制度和完整的体系，需要全方位的创建。”竭力主张给农民享受同等国民社会保障权利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接受采访时直白地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