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与国际边界效应比较研究

地理边界的存在会显著减少跨界贸易量,这就是所谓的"边界效应"。本文基于Coughlin和Novy(2011)的方法,利用2007年的相关数据,在同一框架下对中国国内、国际边界效应进行联合估计。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国内边界效应在绝对值上大于国际边界效应,这表明贸易存在本地化偏好,且这一结论不随观测样本、模型解释变量和距离函数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弱化贸易本地化偏好以获得更多的贸易福利,中央政府应从全局出发,指导各地方产业布局的制定与调整以避免重复建设;地方政府应摒弃"本地思维",尽量减少对本地市场的人为分割与封锁;同时,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企业的信用体系,使企业不会因为缺乏信任感而放弃应有的省际贸易;最后,各级政府应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省际间贸易成本特别是运输成本以推动跨省贸易。     

边界效应与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

以新经济地理学为分析视角研究边界效应对省际边界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最终得出:当边界阻抗系数高于一定程度时,边界效应对经济发展呈现地是一种屏蔽效应,此时省际边界区经济容易被边缘化,处于落后水平;而当系数低于一定程度时,边界效应会表现出中介效应,此时省际边界区会得到有效发展,省际边界区发展关键在于边界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而不是一味地对边界区进行输血式扶持.此外,人们的本土偏好在一定范围也会影响到边界地区的发展.     

省际边界区域边界效应的测定——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边界区域.运用Barro 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对淮海经济区1995年到2005年间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定量测定,得出苏鲁豫皖4省边界效应存在着一体化边界和疏远型边界2种类型,一体化边界包括苏鲁边界、苏皖边界、豫皖边界;疏远型边界包括鲁豫边界、鲁皖边界和苏豫边界.淮海经济区边界效应产生的机制包括边界的"切变效应"、自然与历史基础、中部崛起政策的提出.     

本地偏好、边界效应与市场一体化-基于中国地区间增值税流动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3—2005年中国省际产品贸易及缴纳增值税的数据,在边界效应模型中对省际贸易的本地偏好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在各种模型设定下,中国省际产品贸易确实存在明显的本地偏好;在控制了经济规模、对外贸易、行政区划、临近效应、双边及多边贸易壁垒等因素之后,历年的省际边界效应大约在4—6之间;2003—2005年,省际边界效应没有出现一致的变化趋势。本文的结果表明中国国内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已具备较高的水平。     

价格差异、市场分割与边界效应——基于长三角1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论证表明现有测算跨地区边界效应的文献关于市场一体化的前提假设可能不成立,且实证分析中还存在数据的加总偏误和样本选择偏误等问题。本文选取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长三角15个城市224个市场37种农产品的161个周度价格及成本数据,在一价定律的框架内重新考虑地区间市场分割情况,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对省际边界和价格差异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价差变动来源于成本差异和利润差异的变动,跨边界市场分割程度更大;(2)控制了当地市场供给和需求特征后,长三角地区省际边界效应显著存在,上海-江苏、上海-浙江和江苏-浙江的边界效应分别为42%、45%和32.4%;(3)由于跨边界农产品零售市场的分割程度比较大,本文估计的边界效应值只能反映真实边界效应分布的下界。经检验,本文断点回归设计有效,实证结果稳健。     

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自然壁垒与制度障碍

本文基于劳动力个体的微观决策模型,考察了劳动力迁徙成本的影响因素,实证获取了省份层面劳动力迁徙的平均边界效应值.回归选取28省(市)4个年份的面板数据,结果认为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网络均与劳动力迁徙行为呈正相关,跨省份边界也成为迁徙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即边界效应显著;而三个政策"关键年"的年份变量表明劳动力迁徙行为受到相关年份"或紧或松"的政策管制影响,2005年左右国家开始关注迁徙劳动力的福利待遇(可谓拉力),但同时农业税的取消和扶农政策得以大力推进(可谓阻力),我们的年份变量说明拉力的影响要大于阻力.     

沪苏浙边界区县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中的边界效应实证研究

运用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以边界区县域为研究对象,对沪苏浙2000—2009年的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沪苏浙边界表现出一体化趋势,但边界效应对县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从变动态势来看,沪苏浙边界效应既呈持续下降趋势,各省市间又表现出不完全相同的时空演化过程;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沪苏浙区域一体化进程,但对边界效应的影响又表现出一定的显著性。     

高铁开通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吗?

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系统阐述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内在关联逻辑的基础上,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层面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铁开通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会影响邻近城市绿色创新。(2)高铁开通不仅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绝对水平,也提高了其相对水平;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会受到城市规模的调节,城市规模越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越明显。(3)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效作用范围为距离本地城市100～250 km半径内,250 km以外则不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高铁开通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地偏好、边界效应与市场一体化——基于中国地区间增值税流动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3--2005年中国省际产品贸易及缴纳增值税的数据,在边界效应模型中对省际贸易的本地偏好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在各种模型设定下,中国省际产品贸易确实存在明显的本地偏好;在控制了经济规模、对外贸易、行政区划、临近效应、双边及多边贸易壁垒等因素之后,历年的省际边界效应大约在4—6之间;2003--2005年,省际边界效应没有出现一致的变化趋势。本文的结果表明中国国内产品市场的一体化已具备较高的水平。     

边界视角下中国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的壁垒与破解

从边界效应转化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主要观点如下:从均衡发展的视角讲,京津冀一体化的范围由三地经济边界而非行政边界决定;边缘地区合作先行是实现京津冀地区在循环因果累积机制的支持下和谐发展的必要前提;地方政府是省际边界屏蔽效应的主要来源,因此京津冀合作必须摒弃地方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中央政府以及次区域组织在资源流动和配置、制度供给和协调规划方面的影响作用,共同促成边界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以显著降低边界合作的交易成本,实现边界效应从屏蔽到中介的转化。最后,以京廊边界为例探讨了边界转化的路径。     

中国股市规模效应消失了吗——基于流动性冲击视角

通过对A股市场规模效应的检验,发现近四年来小公司规模溢价转变为负,表现出和发达国家股市20世纪80年代后相似的规律,与当前股市机构抱团大市值股票现象也相互印证。本文基于流动性冲击视角对规模效应的变化提供了解释。研究发现,个股的流动性冲击与同期的股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且流动性冲击对规模溢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样本期内,大小公司承受了非对称的流动性冲击,调整流动性冲击带来的影响后,小公司规模溢价仍然为正。实证结果显示,只要控制了流动性冲击的影响,规模效应并没有消失。     

边界效应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来自川渝边界的证据

为研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发展提供历史依据,本文利用1992—2002年川渝边界区县专利数据,探究边界效应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997年川渝分离后边界地区的技术创新数量增长和技术多样化演化均受到了抑制,边界效应降低了边界地区的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受川渝分离影响越大的边界地区,其技术创新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强;边界效应对于新兴技术领域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研究显示,边界效应会减少对边界地区的知识溢出,同时也会导致上级政府减少对边界地区的转移支付,进而降低边界地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中央政府制定的长期合作规划能够明显抑制边界的屏蔽效应,并加速其向中介效应转化。基于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畅通边界地区知识溢出通道,制定跨边界的协作方案和规划,率先突破毗邻地区的壁垒效应,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与合理配置,共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

本文首次提出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框架,把收入决定因素(包括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置于同一个框架里进行评估。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将这个新框架运用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以估算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座机电话和自来水等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帮助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收入较低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因此,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这些基础设施是农村居民获取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回报的必要条件,同时经验更丰富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     

工作忙碌制约了家庭消费升级吗?——来自文体休闲消费的替代效应证据

在微观家庭的消费升级中,时间和金钱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两者均与工作忙碌程度相关.工作忙碌既可减少闲暇时间,使得工作对消费产生替代效应,制约消费升级;又可能增加收入,产生消费的经济基础优势,表现为互补效应,促进消费升级.但受制于加总谬误等相关因素,以往研究尚未对上述净效应给出经验证据.本文以文体休闲为消费升级的代表,分析现阶段中国家庭工作忙碌程度对消费升级的净效应.研究发现:替代效应占据主导作用,经济基础优势弱于时间分配冲突,工作忙碌程度制约了消费升级.原因一是宏观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变高,使得工作忙碌对闲暇时间的替代效应增强;二是微观上,家庭年龄结构老龄化增加,消费受阻.由此建议,制定消费升级政策时,应考虑工作忙碌程度,尤其要增加中高收入人群的闲暇时间并关注家庭老龄化的消费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