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如何介入“债转股”

1999年我国仿照美国 RTC(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清理信托公司)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办法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把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债权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企业的股权,由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本经营。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全年同 66户国有企业签订了“债转股”协议,约有 834.63亿元债权将转化成股权。从这些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情况来看,“债转股”确实起到了放松长期以来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紧箍咒”--资产负债率较高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一企三制”股份制试点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作者在对一些股份制试点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后,发现不少地方试行的“一企三制”股份制试点办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不能发挥股份制投资社会化的优点,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改造的关键则是改变“一企三制”试点企业的分红结构和组织结构,使其具有投资的开放性、资金的流动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完全分离性、国家对企业管理的间接性的特点。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四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革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革”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命”。国有企业改革依次进行了企业身份转换（企业与政府关系变革）、企业经营权变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三阶段革命，使国有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这三次革命还远没有完成，需要加大加强加深改革开放。     

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综述

2018年9月14—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在安徽工业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安徽工业大学共同举办，《上海经济研究》编辑部、《国资报告》杂志社协办，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和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承办。来自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大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和中钢天源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安徽省投资集团、江淮汽车集团、安徽省国贸集团等为代表的29家安徽省属国有企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企业、出版社、杂志社共2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举办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通过大会演讲、中央企业与安徽省属企业改革案例分享、专家点评等形式，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类实施。他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认为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应采用不同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类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营模式，通常排除股权上的“混改”，但在特殊的环节或者领域也可以在保证充分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下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这是一种“长期导向下”的混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控模式，为了提高其效率，需要重点推进垄断型国企的混改，但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应在混改企业中保持控制地位，因此属于“控制权导向”下的混改；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由于其处于纯私人物品领域，无须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也无须保证国有企业的政策功能，因此，其不再是“控制权导向”的混改，而是“流动性导向”的混改。杨瑞龙教授指出，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认为，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即混合所有制是异质混合，而非同质混合。国企混改是国资和民资的混合，必须把健全公司治理与国企混改结合起来，才能使国企负责人有动力推动混改，也能使民营资本有动力参与混改。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梁军研究员则对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细则”进行了厘清。他构建了7个指标体系，即（1）改革方向：增量带动、做大做强（15%）；（2）混合对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0%）；（3）股权比例：股比适度、掌控有序（10%）；（4）混改结果：评估合理、保值增值（15%）；（5）混改程序：依法依规、公开透明（10%）；（6）混改目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30%）；（7）混改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他建议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得失。安徽工业大学董梅生博士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和利用员工持股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搭建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平台。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教授认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已经成绩斐然，但是做新、做强、做优方面则不如人意，尤其是当前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大战、对华知识技术围堵、打压中国企业等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企整体生态环境、经营状况及改革转型不如意，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这是符合时代变化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演变，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亟待脱胎换骨、奋发图强，通过制度、管理、建设、品牌、人才创新，做新做优做强做大做好国有企业。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则探讨了“三做”国资与“三做”国企的一致性。他认为新时代国企改革目标有两个，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他认为“三做”国企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三做”国资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因此“三做”国企是“三做”国资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是逻辑上一脉相承、实践上梯次递进的关系，是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的新目标、新要求。李政教授认为“三做”国企的基本路径是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创新能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分类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加强监管，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为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民共进。“三做”国资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平台作用，推动国有资本的有序流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非公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从政府层面看，需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环境；从企业制度创新层面看，需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层面看，需要以政府行为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重组；从企业层面看，需要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社会层面看，需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三、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分享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叶传柏介绍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有资本运营试点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安徽省在着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攻坚方面，如何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改革、规范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激励等工作。安徽江淮汽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对公司改制案例进行了剖析。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等研产销和服务于一体，“先进节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并举的综合型汽车企业集团。江汽集团于2005年正式启动改革，2018年2月改革改制工作已全面完成。自2005年实施改制以来，江汽集团的经营业绩持续保持了快速提升，销量、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王东生将江汽集团改革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坚持依法合规操作是前提；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是基础；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制是保障；战略投资人的选择是关键；激励与约束机制变革是核心。安徽省交控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东升介绍，截至2018年上半年，集团资产总额近2 400亿元，位居安徽省属企业第一位。钱东升将交控集团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坚持统筹兼顾，整合机构人员；坚 持同业归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兼容并蓄，重构制度文化；坚持同频共振，纵深推进改革；坚持着眼长远，重建战略规划；坚持政治引领，同步加强党建。 安徽国贸集团副总经理何传友对公司改革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该企业处于商业类竞争行业，于2006年3月正式挂牌，是安徽外经贸行业大型企业集团暨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成立以后，通过企业改革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了新型产权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管理骨干和业务骨干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对于员工的长效激励，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企业发展。何传友将企业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注重强化功能，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董事会建设；开展全面预算，强化内部控制；加强风险控制，完善防控体系；践行以人为本，加快人才培养；建设企业文化，凝聚发展合力。南京审计大学卢亚娟教授解读了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SUMEC）成立于1978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SINOMACH）的重要成员企业，属于中央企业。卢亚娟将苏美达集团的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发展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四、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支撑问题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利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共生、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他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解释道，“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 走得稳、走得协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上海师范大学马立政教授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方针，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南京大学博士后贾兴梅，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发现，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无论是从国有企业产出比重，还是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劳动力投入比重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国有劳动力投入比重对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五、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有信托基金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这是因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被动的，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因此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在层层公司制的“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单纯公司制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为此他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杨瑞龙教授认为，要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来对不同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对处于公益类领域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薪酬应当参考公务员薪酬标准，采用年薪制，并适当引入成本控制奖励。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基础上改造成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它既要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追求社会目标，又要提高效率，追求利润目标。因此，需要对企业内的不同身份的经营者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在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控股或者国有 参股的企业，建立对经营者市场化薪酬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薪酬安排，满足多样化的激励需求。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提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要做到“形”“实”兼备，“实”重于“形”。他从董事会结构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维度、董事会行为维度、董事激励与约束维度构建了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发现ST公司反而好于非ST公司，这说明当前中国公司董事会形式治理与实质治理存在反差，独立董事的形式化使其也难以独立，企业家的选聘也不存在独立性，所以高明华提出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中国商用飞机集团彭金柱博士认为，传统国企组织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的挑战，股权基金由于具有股权多元化、决策市场化、薪酬与激励市场化和效益为导向的优点，可以助力传统国企改革发展新经济。中国商飞就是借助股权基金，在制约大飞机产业的薄弱环节投资，补齐产业短板；优化整合产业链，降低总体成本；支持国外供应商向国内转移生产和技术，支持国内厂商进口替代；支持有竞争力的厂商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一流航空部件生产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引入股票期权制度 重塑长期激励机制

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增强企业活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不大,国有企业改革还远远没有实现实质性的突破。放权让利制度下的“放乱治死”困境、承包制中的短期行为和国有资产流失、股份制试点的变味等等,不能不让人再一次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在于委托人激励机制的失灵,我们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引入股票期权这一行之有效的长期激励报酬制度,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切实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     

国有企业管理主体本位论

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不但影响了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已成为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理论界和企业界提出了种种对策,可概括为“市场本位论”、“机制本位论”、“改革本位论”、“创新本位论”、“技术本位论”、“效益本位论”等,但最终未能使其走出困境。实践证明,这些主张是不全面的。     

制度短缺与激励的失效——对国企改革中产生的“代理问题”所作的一种解释

相当部分经济学家以此为基本理论框架,解析和解答分权式企业潜存的“代理问题”,认为“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和“代理人”竞争机制的引入,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关键条件。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     

股份制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校庆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7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60周年。为迎接校庆,工商管理学院于97年9月26日举办了“工商管理学院校庆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股份制与国有企业改革”。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国企分红再分配与投资 决策价值相关性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红利返还的初步证据

以2007年以来颁布的有关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资本预算制度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上市国有企业分红对其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机理。搜集以国有企业分红返还为代表的“体内循环”证据，通过国有股权比例衡量红利“体内循环”的预期操控强度，验证了国有股红利“体内循环”与企业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受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预算制度的影响。本文指出的国资红利再分配的“两面性”，对混合所有制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值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论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的协调运作

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组织管理制度,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由于传统的、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机制的惯性使然,现实中“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经常发生着激烈的摩擦和碰撞。如何既保证一级法人制度的有效实施,又充分激发各行的分级经营活力,这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一、现实中“一级法人”与“分级经营”的摩擦焦点所谓“一级法人、分级经营”,实质上就是商业银行的总行作为企业法人,除此之外所有的分支机构都不具备法人资格,只在总行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区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效率评价

以中国内地31个省（市）数据为基础,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的本质及特征为依据,构建了一套区域“双创”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了各地区“双创”投入产出转化效率。研究显示,目前各区域“双创”效率发展不均衡,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除个别地区达到1以外,其它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缺损。最后,根据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大小,对31个省市的“双创”效率进行四分图归纳,根据归纳结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为“双创”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资本要求、“多而不倒” 救助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银行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角度研究系统性风险，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存在“多而不倒”救助时资本要求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以11个国家（地区）2006-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定条件下“多而不倒”救助是监管者的最优选择，然而当存在这种“事后”最优政策时，资本要求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影响银行“事前”投资决策的方式扩大银行之间的系统相关性，提高系统性风险隐患。这一效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的资本监管改革应注意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相协调。     

论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

关于凯恩斯理论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问题,我们往往可以见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无关。这两种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