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社会人"--透析经济学两种范式的人性假定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对经济行为主体人性假设问题上迥然有异。“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最基本的假设，“社会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假设。本文从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着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为发展和完善经济科学进行有益的探讨。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指导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指导涉及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当前，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我在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这种状况令人堪忧。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转变。     

重新认识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正> 一、对“国家干预与反干许”主线论的质疑从“凯恩斯革命”到“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供给学派革命、理性预期革命),西方经济学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西方经济由危机到革命、创新,再经过新的危机到新的革命和新的创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尽管现在西方经济学尚未形成一个象凯恩斯主义那样的结构完整、严谨的新理论体系,但这毕竟已不是过于遥远的事情了。那么,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是什么呢?我国理论家长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是“国家干预与反干预”,具体表现为“凯恩斯主义与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抗争”。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专著、教科书都是按这一主线来安排理论体系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

自从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后,令经济不宾理论日渐成熟和加大应用,这场被誉为“经济学范式的革命”,开始建立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范式,然而,就西言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可谓是一张洋洋大观的学派林立的庞杂的理论谱系,况且随着经济社会的需求变化其效用函数便因应而变,就拿曾经占据西方经济学宝塔半个多世纪的“凯恩斯主义”来说,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萧条奈何也从主处落,风光不再,直到20世纪的最后25年,诸多经济学流派群雄竟起,各领风骚,形成了新的冲击波,试图突破正统经济学的局限,重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声誉与力量,甚至不异重新裁剪诸多眼花缭乱的“皇帝的新衣”,企业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抑或左冲左突距学科,被世人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一时间,“百家争鸣”,为经济学界乃至现实的经济社会平添了几分“革命”的气象,教人耳目一新。     

幸福观: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幸福观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构成内容,马克思经济学的幸福观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对"幸福悖论"的解释等层面的科学全面性均远超西方经济学。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幸福观,可以客观解构幸福的内涵和本质、多重维度和多个辩证关系等,以及在幸福的创造、享受、分配等层面获得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基于理论梳理和对比研究,有助于借鉴西方经济学幸福观的科学成分,进一步把握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的幸福观,并对中国构筑和实践新时代幸福观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摇摆中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兼论坚持经济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前不久，关于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经济学家的争辩很热闹。争辩的一方认为，当前在中国真正可以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寥寥无几，那些不按西方经济学研究套路、缺乏数理分析和模型检验、缺乏海量的文献检阅和观点综述作铺垫的所谓经济学研究及论文是缺乏价值的。言下之意是，国内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连西方规范经济学的门都没有摸到，怎么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家？走不出国门的文章，怎么可以说是经济学研究论文？捍卫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慷慨激昂之态溢于言表。如果以这种观点作某种延伸，那么如果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也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     

辽宁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定位的分析

一、辽宁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定位的意义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职能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提出为自由放任主义划上了休止符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的“新古典综合派”思想，再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尽管在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和深度上存在着区别，但他们在市场经济不能完全自由放任，     

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北大核心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性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社会,而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非经济因素不同于西方社会,假设条件不符,因此不能简单、直接地照搬这些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必须先进行适用性检验,如果可能的话,需要进行假设条件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的经济史学的一般目标,是在研究近当代中国经济史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限制、校正和还原,研究被一般性理论所抽象掉的非经济因素,即历史文化特征、制度约束条件等。本文反对把经济理论看成是无条件的、不变的和绝对的,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应满足于用中国的历史数据来证明某个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或者模仿西方学者发表过的某篇论文的样式,来一个“拷贝不走样”的“中国版”,并认为不宜用现代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发展基础和约束条件完全不同的古代社会。中国的经济史学的最高目标是理论、历史、统计三者高度融合,参与开创适用于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学派。     

经济学不是“玄学”

对于政治经济学,大多数人并不陌生。然而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了解的那一套西方经济学,国人往往是既新奇又羡慕,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融入了众多的高等数学知识,又有了一些诸如“边际”、“均衡”、“静态最优”、“动态最     

国家经济安全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在新时代，从理论基础、研究目的和分析方法等层面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有助于深刻领会和努力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对客观认知和科学实践国家经济安全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于劳动价值论，否定私有制，系统深刻阐明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本质、价值诉求和实现方式等内容。而西方经济学立足于生产要素价值论，美化或主张改良私有制，构建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诠释现实世界的理论框架。中国应在科学解构两大理论体系区别和关联的基础上，批判借鉴西方经济学蕴含的科学成分，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经济安全思想和明晰其时代价值，积极建构和实践新时代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的逻辑图景。     

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特征

<正> 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有赖于研究方法的更新。近20年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大体上可概括为:(1)数理研究方法的不断深入;(2)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方法的日趋结合;(3)非均衡研究方法的异军突起;(4)非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蔚然成风。本文试对上述新特征分而评述。     

在经济学的殿堂中探索——记汪浩瀚教授

汪浩瀚，1964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现为宁波大学研究生学院执行院长，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宁波大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数量经济学”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宁波大学“数量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对人力资源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一、人力资源问题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 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到当代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轨迹看,早期西方经济学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战略意义的研究,甚至有些人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就业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在梳理马克思经济学就业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基础上,从形成背景、分析路径、主要内容等方面对其进行比较,发现西方经济学对失业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交换领域,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入手,在生产领域对失业问题进行分析。因此,应在以马克思经济学就业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有益成分,以实现新时代中国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斯蒂格勒的部分经济思想

乔治·J.斯蒂格勒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信息经济学”与“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并因其在研究工业结构、消费者行为、市场作用和公共调节政策的效果方面所作的贡献而获得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梳理斯蒂格勒有关信息经济学及政府管制方面的经济思想，适当分析搜寻理论对就业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政府管制政策。     

西方纯收入分享制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分享经济，利润、纯收入分享制度，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自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威茨曼出版了他的《分享经济》一书以来，他们对此的讨论更为热烈，发表了不少评论、介绍威茨曼观点的文章。在《分享经济》一书的基础上，一些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威茨曼的分享思想，作出了更多的对有关问题的探索。本文所讨论的完全的纯收入分享制，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还主要停留在理论阶段，要了解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这种新的分配制度，必须要先对西方“分享经济”概念、内容及不同类型有所了解。     

深层整合：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

任何新经济学的产生,必须建立在对过去的各种经济理论的假定前提、概念系统、核心理论和逻辑体系等学说构成要素进行系统创新和深层整合的基础上。尽管8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有着苏联式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激烈冲突和有限地融合,然而,毕竟未能实现经济理论的大规模“国产化”,没有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经济学,而只不过处于引进、吸收和消化之中。在21世纪,随着一系列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再加理论自身长期量的积累和发育,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学必然会“横空出世”,而且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之一。     

经济学如何看待人的发展——基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文章认为,西方经济学沿着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经济人假设”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其利用资源稀缺、成本-收益、理性选择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分析范式来解释现实活动中的人,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变成了约定主义的物本经济学后来加入了制度变量和伦理道德的因素,但其研究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相距甚远,因而失去了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坚持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确立了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的核心研究地位.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过程中,仍要坚持以人的发展为导向,重视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价值,并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准确、全面地实现与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的发展观.     

城市经济学科发展研讨会暨蔡孝箴教授八十寿辰庆典

蔡孝箴教授是国内城市经济领域与学科建设中最早从事教学与研究和最先培养研究生的学者之一。至今，已培养城市经济专业校内硕士生30名、博士生5名，为本科生、研究生主讲过城市经济学、西方城市经济学著作选读、中国城市经济专题研究、西方城市土地经济学著作选读、中国城市土地经济专题研究、空间经济研究等课程。     

北京市与上海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比研究

从可持续发展系统学的研究方向,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进行解析,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表达;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思想,定义区域可持续发展比较优势能力及其计算方法。分别从数量角度（总体能力）和质量角度（比较优势能力）对北京市与上海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深入地对比研究和客观公正地评判,并得出基本的研究结论,以供决策与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