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或互助:社会资本对外地和本地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差异识别

基于兰州市923位农民工的调研资料,本文着重考察了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对外地和本地农民工就业影响差异——是竞争性关系还是互助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本在"关系构建—建立信任—实现合作—资源共享"这一收入路径中,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关系存在差异性,其三种表现为一是外地与本地农民工之间存在直接竞争性就业关系;二是外地农民工之间存在间接竞争性就业关系,即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个体社会资本对其他个体收入表现出负向冲击作用;三是本地农民工之间呈现互助性就业关系,即基于"信任—分享"视角下的个体社会资本对其他个体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浅议中国农民工问题及解决之道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产物。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地涌入城市谋生,"农民工"成为公众经常关注的一个名词,在大量农民工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随着"农民工问题"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稳定、民工潮与民工荒等社会难题,如何有效破解"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文章拟就农民工问题的现实挑战与对策作一粗浅探讨。     

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农民工反贫困治理研究

贫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以后社会网络资本发生断裂与重建:一方面,贫困农民工无法完全脱离迁出地的社会性关联,在农村村域内的原始社会网络资本发生部分断裂;另一方面,他们无法完全融入迁入地的社会生活,在城市空间内的新型社会网络资本只能部分嵌入。贫困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呈现这一特征是由于多重隔离的影响,主要包括空间隔离、制度隔离、自我隔离与社会隔离。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农民工的贫困机理,发现社会资本对贫困发生的作用逻辑在于"资本欠缺"与"回报欠缺",分别是社会资本数量匮乏或质量低下和同等条件下制度性歧视所引起社会资本回报更低,导致农民工所获取的社会支持有限从而陷入贫困。由此,城市农民工反贫困治理对策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构建多元化社会支持网络,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质量;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增强农民工的资本回报能力。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特征分析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理性解读,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效益"要素,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劳动力供需矛盾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认为,"成本"不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因素;农民工市民化能够给社会、企业和农民工本身带来"效益";我国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移民管理经验、内可参考浙江嘉兴新居民管理模式和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效益。     

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

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保护对其在城市中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克服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和其他因素相比,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市民化作用更为明显;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文化程度或者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其市民化的作用越明显。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护的缺失,而农村社会保护因素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或者在城乡之间进行往复式流动便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农民工回流这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我国城乡社会转型期所固有的,在一定时期内还将持续存在.正确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的条件和制度保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与式治理下的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研究

随着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凸显,为传统家庭稳定、社会伦理和法治社会建设带来严重影响。从参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提出解决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基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的考察

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已有研究较多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及其收入效应进行考察,而本文基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不足的客观事实,力图从其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双重视角考察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主要发现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支持"人情资源"假说.即农民工个体可以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促进其收入增长的有价值信息;农民工社会资本具有正向显著的反馈效应,确切地说,就农民工群体平均而言,收入每增加100元中约有21元用于投资其社会关系的维持或拓展。以上结论表明在人力资本禀赋约束下,农民工对其社会资本的经营是实现其长期续留城市的一条有效途径。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基于新疆和全国农民工的比较

文章以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六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此评价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尚未完全实现市民化;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略高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水平,主要是其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其就业和收入方面处于劣势,并低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第一代和新生代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相差不大,这一点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的趋势有所差异;与第一代相比,新疆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本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的阶段与水平,为更好地"补短板"和"促提升"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多元促进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正农民工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群体。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解决"三留守"等社会问题;有利于通过创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由农民工"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有利于盘活资源要素,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农民工就业创业面临的形势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农民工就业创业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一是由低收入型向高收     

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思考

农民工是随着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产生和发展壮大的群体,是生活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具有流动性强、收入微薄、福利待遇差、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等特点.当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是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解决农民工存在和发展问题的需要.本文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现状入手,指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法》的内容设计,同时提出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相关配套措施.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挤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加快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任务,社会参与是衡量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进程的核心要素之一。本文以过度劳动为切入点,审视农民工社会参与低水平发展状态,并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中国农民工的过度劳动现象非常严重,68.10%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50小时,45.88%的农民工周平均劳动时间超过60小时。②过度劳动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即过度劳动对农民工社会参与存在"挤出效应",在运用泊松内生处理效应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并运用2014年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重新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③过度劳动之所以会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可能是因为过度劳动会造成农民工心理压力过大、主观社会地位下降。     

"用工荒"与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用工荒"实质上是民工权利荒,是农民工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和回应的"诉求荒".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农民工依然未能摆脱低工资、低待遇、低保障、低权利的生存状态,诉求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剧了用工结构短缺.赋予农民工应有的社会地位,从法律上切实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是破解"用工荒"的关键所在.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考

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措施。农民工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主力军,解决好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深远。本文在阐述农民工权益保障重要性的基础上,分析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状及权益缺失的原因,提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对策。     

不解决“半城市化”,就可能出现“贫民窟”——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

<正>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研究员,是我国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学者之一。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王春光做了大量的研究。近日,本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农民工健康研究:述评与分析框架

健康是农民工需要依存的重要人力资本,如何促进农民工的健康水平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现有关于农民工健康的文献以实证研究为主,系统的文献述评还比较缺乏。本文梳理了2006—2016年国内外农民工健康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了解国内外学者关注的最新主题,另一方面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农民工健康研究的趋势和主要方向。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民工健康研究的主题大体上趋于相同,主要可概括为农民工健康的测量与现状、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及健康后果,但是在内容、方法和研究深度上有所区别。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将成为今后学界关注的重点。由于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生活水平、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有较大影响,社会融入理论是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健康影响因素的理想工具。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农民工健康研究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