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用企业垄断的法律思考

公用企业是国家为适应社会公众生活而设立的经济组织,其公共利益性和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性特征形成了公用企业的垄断传统.然而政企不分、缺乏竞争的事业化管理体制使公用企业与社会公益目标相背离,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消费者权益造成了诸多不良的消极影响.有效规制公用企业垄断,首先要实行政企分离,赋予公用企业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次,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分业经营;最后,进一步健全竞争法律制度,规范公用企业各种市场行为.     

进一步规制我国公用企业垄断行为的思考

公用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由于长期的政企不分,行业垄断严重,公用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现象普遍,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消费者权益造成很大影响,而现行法律对这一现象显得软弱无力。本文根据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公用企业改革经验,提出了规制我国公用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立法及政策建设。     

论政府规制机构形式的选择

政府属性的“公利性”或“自利性”影响规制目标的完成以及规制机构的选择。事实上，政府具有“公利性”的本质属性和“自利性”的从属属性的双重属性，因此，要坚持规制目标的公共利益并选择能更好实现这一目标的规制机构。根据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模式、规制机构的现状和规制目标的设定，本文提出我国规制机构的设置应由目前政府与监管合一的形式向独立规制机构的形式过渡，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准独立的规制机构。     

由电信业改革看公用企业的反垄断法律规制

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传统上属于自然垄断的公用企业,有的呈现出非自然垄断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公用企业垄断导致消费者权益严重受损以及相关行业的不健康发展。文章从公用事业垄断成因及法律规制现状谈起,分析探讨公用企业反垄断的解决途径。     

政府规制均衡的动态调整及路径选择

政府规制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途径是不断地调整和实现政府规制的均衡。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切实可行的路径:培强市场主体、慎选经营模式、健全规制机构、灵活运用规制手段、制定完备应急预案、建立政府规制效益的评价体系。     

公用企业竞争化改革的法律思考

一、对公用企业行业特性及其管制方式的再认识 建立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政府对公用企业经济管制的实践,并没有达到其追求的效益与公正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公用企业领域普遍存在企业内部无效率,商品及服务价格偏高而消费者选择偏少,政府财政负担过重,企业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尤为重要。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度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具有阶段性特征。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及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具有差异。因此,政府需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重视间接效应的发挥,加快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资本成本、政府规制与公益性国企效率最优

公益性企业的健康发展既有赖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也与政府规制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规制改革应当兼顾社会公益目标与企业财务目标,同时公益性企业的效率最优也体现为消费者福利满足与投资者财富增加的共赢。公正报酬率规制与价格上限规制是国际上应用最为普遍的两种政府规制方法,资本成本在其中均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资本成本估算值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政府规制的质量。本文认为,鉴于我国经济环境以及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现状,我国政府规制更适合运用公正报酬率规制方法。     

英美目标公司反收购政府规制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公司并购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并购现象将越来越多,反收购也越来越普遍。目前我国目标公司反收购政府规制严重滞后,适时进行反收购立法规制非常必要。本文通过对资本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的英美两国反收购规制体系的比较研究,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中国国情,以促进我国目标公司反收购立法规制趋于合理。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