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产业的管制模式与制度设计

信息产业的管制是一件关系到信息产业能否正常和顺利发展的大事,中国信息产业的制度设计应有合理的模式:以减少经济性管制和加强社会性管制作为信息产业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则,政府应当退出那些竞争性较强的信息产业,以避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多重角色可能带来的管制失灵和市场失灵;应倡导自由竞争,制止一切"反接入"和"反兼容"的反竞争行为,严惩利用市场势力排挤、揉搓竞争对手的行为;要制定相关法规,加强对网络信息内容的社会性管制,坚决反对有害信息;严禁企业之间达成和进行有害于其他竞争者的协议和垄断交易,切实保护企业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建议有条件的省区(直辖)市建立反托拉斯咨询专家组.     

国外关于政府环境管制问题的研究走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管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心开始从经济性管制转移到社会性管制上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从而,促使政府不得不重视环境质量管制。     

自然垄断规制理论述评

规制(regulation)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行为。结合中外各类文献，规制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规制指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广义的规制又分为两个层次：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除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以外，还包括金融规制等对比较重要的非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政府管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献分析与研究展望

基于政府管制的特点,本文从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方面围绕政府管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已有研究表明,经济性管制主要针对垄断行业的垄断势力,侧重在市场结构和合理的投资回报率上,虽然涉瓦技术进步,但并没有把政府管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放在显著位置;在社会性管制中,环境管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大多数学者从实证方面分析环境管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由于采用不同的计量分析方法,用各种替代指标衡量环境管制强度和技术进步水平,其实证结论往往不一致,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环境管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随着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构建以技术进步为导向的政府管制具有必要性。     

政府管制与国外第三方物流产业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方物流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逐渐成为物流配送体系的核心。政府管制政策的变革对第三方物流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放松物流相关行业的经济性管制是第三方物流产生的主要制度前提，社会性管制为物流产业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总结国外政府管制政策执行的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政府管理和促进物流产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铁路运输业风险与风险管制探析

铁路运输业引入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显著加剧了风险,风险管制必然上升为政府管制的重要内容。而现有的以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为基础的管制分类和管制体系,是政府对产业管制的一般性概况,就铁路运输业而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应以现有管制理论为基础,从风险角度,构建具有铁路运输业特征的管制体系,对铁路运输业风险与风险管制进行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高层论坛征文

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进程，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管制体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要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规范自身干预经济的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要求政府加强社会性管制职能。改变管制方式，实现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     

政府如何放松管制和提高管制效率

管制行为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政府管制的理论经由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派(Lawand Economics)的倡导,正广为世人接受。同时,经济社会合作组织(OECD)努力推广政府管制在各国实际层面的运作与改革。事实上,政府管制是政府直接对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做出限制性的规定。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国家,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政府管制仍然是保障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手段。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政府“缺位”和“越位”的问题,使得针对政府管制的讨论日益激烈。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管制要与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改变政府的某些错位现象,…     

政府社会性管制与和谐社会构建

政府社会性管制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等重要功能,是和谐社会建设强有力的推进器.然而,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必须确立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根本取向,健全社会性管制的主体体系,综合运用命令性和激励性管制方法,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从而完善我国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职能.     

论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

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为此,必须完善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强化安全、健康、环境管制,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从经济性管制到社会性管制:汽车产业政策的未来走向

我国目前对汽车行业的管理仍然局限于经济性管制。与之相匹配的汽车产业政策已经暴露出保护垄断、遏制创新、缺少法规约束等等诸多弊端。事实证明,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保护环境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需要。从经济性管制向社会性管制转变,已经成为未来制定汽车产业政策的必然走向。管制方式的转变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管制理念应当由保护生产者利益转为维护消费者权益;二是管制核心应当由制定产业计划转为完善汽车立法;三是管制重点应当由汽车制造业转为汽车服务业。     

金融管制理论和方法的演进

管制经济学通常包括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和反托拉斯管制三大部分。其中经济性管制研究的是自然垄断领域和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领域,后者典型的表现形式如金融业。一般的管制经济学因金融业内容丰富,需要独立的研究而较少涉及。而多数金融业管制研究侧重于监管的层面。文章从管制思想的演进、管制理论对金融业的实证研究、金融业管制经济分析和金融管制方法最新进展四个方面对金融管制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和评述。     

社会性管制改革的国际经验与我国的路径选择

管制是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强化以关注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社会性管制是发达国家政府管制改革的普遍趋势。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国必须强化社会性管制。     

环境管制政策发展趋势及对策

管制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控制行为,是社会管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达到保持发展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管制通常可以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社会管制指的是政府为保护广大消费者、雇工及公众的健康和安全,而对环境、产品和服务及工作场所的质量进行管制,     

金融管制理论的发展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看，一个政府为了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就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政府的管制就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植草益，1992)。使用最广泛的管制定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所提出的：“作为一种法规(Rule)，管制是产业所需并主要为其利益所设     

经济转型期中国社会性管制中的问责研究

在经济转型期,通过对管制员的问责以追求最低乃至于零的事故概率,虽是人本政府理念的体现,但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这一追求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从效率上说,政府管制的最优防范水平是在边际防范成本等于边际预期事故成本点上.所以,虽然问责制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在社会性管制领域却并非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浙江省农村污染管制政策研究

浙江省农村污染问题的成因是农村经济粗放式发展与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环境管制缺失之间的矛盾.本文的博弈分析表明:上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对基层政府作为有积极影响,政府管制有效性直接影响企业排污行为选择.因此,一方面应当提高管制有效性,从而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环境财政支出,实行污染分类管制,政府协助分担污染治理成本.     

市场进入壁垒、进入管制与中国产业的行政垄断

本文在对中国产业行政垄断研究的基础上,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对该问题给予了较全面的论述.其基本逻辑过程是:如果不存在市场的进入壁垒,那么,没有外力干预的市场竞争机制将导致最优的社会福利结果.如果存在市场进入壁垒,则可能是技术进入壁垒、企业战略性进入壁垒和政府进入管制,如果这些进入壁垒的效应有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发挥及社会福利,那么政府对此就无需进行干预;反之,就应存在着政府干预,而且这种干预的程序和方法都应该具有有效性和公平性.如果我们将这种干预称作政府管制的话,就不应该存在所谓政府对产业的行政垄断.本文从上述分析逻辑给出行政垄断的定义,并对在我国建立完善有效的产业政府管制以及消除产业的行政垄断提出建议.     

对银行行为与效率的分析

基于对银行管制理论的分析以及对市场进入管制下银行行为的描述,讨论了政府管制对银行福利的效应及可能引起的社会成本;针对政府管制产生的低效率状况,探讨了银行业管制改革的对策及效率目标。     

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公共支出结构对环境质量的综合效应分解为六个部分: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预算效应和收入管制效应。理论分析发现,如果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收入和管制效应占主导地位,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将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基于地市一级的经验数据,文章检验了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一个具体传导机制是:在技术、消费偏好和收入管制效应压力下,企业、政府和社会增加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污染治理力度的增强提高了环境质量。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的支出重点应该转向教育、科技等社会性服务领域,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