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金融深化与科技创新对我国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熵权法得到我国1997~2014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金融深化和科技创新综合指数,然后以金融深化作为门槛变量,对金融深化与科技创新对我国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当金融深化水平分别达到相应的门槛值时,金融深化都能够支撑科技创新推动第一、第三产业增长;2对于全国或是中西部地区,当金融深化水平达到门槛值时,金融深化都能支撑科技创新推动第二产业增长,而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深化不能支撑科技创新推动第二产业增长;3要想发挥金融深化对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所需的金融深化门槛值均随着产业层次的提升而提高。     

中国是否存在最优通货膨胀区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利用门限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分析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单一形态,而是具有非线性特征。中国经济存在最优通货膨胀区间1.4%～5.1%,而当通货膨胀高于5.1%或低于1.4%时,通货膨胀(通过影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9年的统计数据，以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为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维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门槛维度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值到第二门槛值时，数字经济作用农村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从空间溢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银行系统改革的直接效果

本文研究银行系统改革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银行系统改革用利率控制、最小准备金要求和直接信贷计划等金融抑制政策来度量。本文用4×4向量自回归(VAR)系统直接考察银行系统发展、股票市场发展、经济增长和银行系统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系统改革(金融抑制的减弱)、银行系统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链。银行系统改革与直接信贷计划通过扩大银行系统发展的规模来促进银行系统的发展,银行系统的发展又通过提高银行系统金融中介的活动强度来促进经济增长。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银行系统的发展、银行系统改革之间都没有因果关系,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至多是非常弱的。不同的金融中介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关系。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整体效果不显著,单个金融抑制政策——直接信贷计划——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果也不显著。     

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

本文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框架下构建了保险业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模型显示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和多重均衡现象,在保险业发达情形下,经济增长和保险业发展相互促进,保险业不发达情形中经济增长存在低水平陷阱。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寿险业为例,运用中国各省市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门槛回归估计的结果显示：寿险业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人均GDP和保险密度进入更高的区制,寿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提高;当相对寿险深度跨越更高的门槛值后,寿险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程度降低。     

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以及金融结构三个维度构建门槛模型,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都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值后,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将大大提升;越过门槛值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区)还处于门槛值之下,其中中部与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尤为落后。为了更好地发挥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协调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海外融资。     

FDI对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减贫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减贫效应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FDI与减贫呈现正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FDI与减贫呈现负相关关系。（2）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区域表现形式也不同,东部门槛值高于中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西部FDI对减贫的作用高于东部和中部。     

金融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提升的保证。基于2011~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探究金融科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会出现金融抑制问题,阻碍经济增长;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限效应,呈现出非均衡性。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科技会抑制经济发展,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科技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且促进作用增强。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业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了验证我国近年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结果,采用了一个普通的面板数据模型,收集1985～2006年中国各省份的数据,所用的估计手段既包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方法(FE)和随机效应方法(RE),还包括广义矩估计(GMM)和极大似然估计(MLE),从而大大提高了估计结果的可信度。实证结论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这些正向影响基本上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实物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始终都是显著为正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显著为负。     

互联网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选取我国2011～2019年互联网金融及经济相关数据,从发展效率、可持续性、稳定性三个维度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及居民消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发现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只有部分是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产生的,即居民消费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比为31.1%。     

上海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单整、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构建误差修正模型(ECM)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对上海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上海区域金融发展对其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上海地区存在金融发展引起经济增长的单项因果关系,同时上海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跨期影响间隔为一期;上海地区存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部跨期影响.上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这种内在关系是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其他城市"金融中心热"的最好诠释.     

金融发展、门槛效应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北大核心

在系统梳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我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相应门槛值后,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因此,各级政府应不断完善金融体系,扩大金融发展规模,实现金融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同时,应当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政策,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努力减少其他外生变量的束缚,寻求跨越门槛的方法和途径,以更好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浅谈通货膨胀时期的金融经济

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物价水平也会出现大幅度增长。当人民的收入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持平,或高或低于物价水平时,随着时间的推进,势必会引起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对金融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本文将结合中国的经济现状对通货膨胀时期的金融经济做出讨论。     

中国是否存在最优通货膨胀区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利用门限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分析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单一形态,而是具有非线性特征。中国经济存在最优通货膨胀区间1.4％～5．1％,而当通货膨胀高于5．1％或低于1．4％时,通货膨胀（通过影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创新双元视角

基于2009—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双元视角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在不同内外部环境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和创新效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强,对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则会减弱;客户集中度高缓解了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而财务柔性削弱了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水平波动区间,在这一区间内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最小,但无证据表明金融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此外,金融化还会通过抑制创新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发挥深远的间接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马太效应抑或长尾效应？

基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理论视角,运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门槛模型,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转折性特征,表现为“马太效应”—“长尾效应”的转变,该结论经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种门槛效应在分区域层面集中体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层面依然存在。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的步伐,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果,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简述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正>国内生产总值(GDP)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解释,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又称菲利普斯曲线型通货膨胀。高速经济增长时,城乡就业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城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显著增加,而中低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边际消     

金融监管背景下中国金融效率及优化

研究目标:探究在当前环境下金融监管对中国金融效率的影响、推动中国金融效率的进一步优化。研究方法:采用系统GMM模型验证金融监管、宏观杠杆率对中国金融效率的作用;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效率中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监管是金融效率提升的先决条件;宏观杠杆率和金融效率之间存在显著倒U形关系;目前大多数省份宏观杠杆率低于门槛值2.0699,各省份金融效率偏低,适度的金融监管,有利于提高宏观杠杆率对金融效率的贡献。研究创新:综合我国“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金融监管实践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基于宏观杠杆率对金融效率影响的数理推导,探究以宏观杠杆率为门槛变量,金融监管提升中国金融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价值:延续金融强监管态势是金融效率的重要保障;充分发挥宏观杠杆率作用、增强金融监管有效性是金融效率提升的关键;增进金融科技发展及监管是金融效率优化的稳定阀;用好金融政策振兴后发展地区是金融效率的助推器。     

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收敛的门槛效应研究

以经济开放度作为门槛变量,采用199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收敛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域经济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存在收敛现象;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经济收敛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经济开放水平的变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任意门槛区间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经济收敛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其影响程度会稍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