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三变” 解决“三难”——谈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

“三农”问题在不同地域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难点，准确认识这种难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现阶段，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民非农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从城市化的实践看，突出难题是农民非农化的问题，其核心是如何有效地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本文结合四川省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失地农民面临的“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三大难题；并立足于这一尖锐的现实难题，提出化解“三难”问题必须从体制变革入手，变“征地”制度为“购地”制度，变下岗“闲余人”为财富创造者，变“短效”补偿为“长效”保障。这样，才能为农民非农化提供可靠的制度条件。     

破解“三农”难题的战略举措：加快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建设是解决贫困问题和“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能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目前，云南小城镇建设在布局、规模、建设质量、经济发展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本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对策，旨在促进云南小城镇建设的健康发展及“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加快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     

论化解“三农”问题的金融支持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总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弊端及制度的缺失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降低了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也突出了农村金融变革与“三农”问题解决之间的不协调。本文从农村金融深化理论出发，分析农村金融在服务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从农村金融深化与产业扩张互动角度探讨化解“三农”问题的思路。     

“三农”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对策研究

我国“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该问题尤为突出。本就成都市“三农”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对策进行了研究，认为成都市“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均收入有所增长，但城乡差距大，农民进一步增坡难，失地农民和准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城镇化建设严重滞后等5个方面。进而，指出造成成都市“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是重工轻农政策的影响、城乡二元结构的阻滞、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严重不足等，并根据成都市实际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提升地位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当前，农业滞后、农民贫困和农村偏枯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迫切思考的时代大课题。农民增收则上升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农民增收开始放慢，1997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低     

解读新“三农”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魏晓东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解读新“三农”的文章。他说：新“三农”是相对于传统“三农”而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新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地分化和组合，从传统的农民中逐步分离出的新群体。具体是指“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家出身就业难的大中专毕业生”和“新生代大学生村官”。这三部分青年人，他们都和传统的“三农”有密切的联系且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特征明显的新群体，故称为新“三农”。     

浙江“三农”呼唤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根据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从我国农村教育现状入手,指出我国农村正面临＂收入贫困＂和＂知识贫困＂的＂双贫困＂;然后,进一步探讨浙江＂三农＂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得出解决浙江＂三农＂问题必须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结论。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决新时期的“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思想是：农村的改革与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自己的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三农”问题；“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以及发展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根据这些基本思想，在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要创建推进农村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新体制，始终重视和抓紧农业，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集中力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三个代表”与怒江州的发展

怒江州是一个集高山峡谷、民族、边疆、贫困为一体的自治州，由于历史、自然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截止2001年底，仍有5万多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贫困面和贫困程度都高居全省之首，是我省扶贫攻坚至关重要的大事。如何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回望铭记2011“三农”大事

中央发布新世纪第八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首次聚焦水利 作为一个有着时代背景和行业风向标的词汇，当仁不让是每一年的年度关键词。连续八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而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以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是新中国成立62年以来中央首个关于水利的综合性政策文件。文件提出一个总目标，即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     

永定区着力实施“1＋100”工程

2009年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为切实抓好“三农”工作，尤其是省定贫困村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工作，由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牵头，以张家界灵沽食品有限公司为依托，带动全区20个省定贫困村、6个区定贫团村、7个新农村建设、8个生态示范村的137户贫困农民，实施以种植返季节时鲜蔬菜芽，定点回收加工，按产量适当补贴为主的“1＋100”农民增收工程。     

城乡统筹应由“补缺”转向“融合”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应在加快完成全国范围全面“补缺”任务的同时，适时转向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在水平上的“城乡均等”和在制度上的“城乡融合”。要求“三农”工作方式由“拓展”向“提升”转型，营造“三农”平等发展的环境，提升“三农”全面融入的能力。     

关注“知识贫困” 促进农民增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表面上看,与资金短缺、种粮效益低、农民负担过重等因素直接相关,但深层次原因则是农民的“知识贫困”,所谓“知识贫困”,是指获取、交流、掌握知识的能力的缺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农村中长期存在的农民“知识贫困”的反映。【知识贫困导致两个留不住】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弱就弱在素质上。据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85。目前全国青壮年农民中,多数劳动力是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文盲…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加大支持“三农”力度

伴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的落实,农村金融在支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上做出了贡献,支农力度明显加大,金融支持、服务“三农”工作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仍然滞后,农村金融体系仍不完善,金融支持、服务“三农”的能力仍显不足。     

做好服务“三农”大文章

农村信用社以服务“三农”为宗旨，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而只有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做好服务“三农”这篇大文章，农村信用社的价值和生命力才能得到体现，也才能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财政如何支持“三农”工作

我国有9亿农业人口,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全面发展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一直十分重视,在实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民治贫、解困等方面,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农村人口众多,情况十分复杂,就整体而言,农业滞后、农村穷、农民苦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治,解决“三农”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     

城乡一体化≠城乡同样化

统筹解决城镇化与“三农”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看来，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多数农民的城镇化；最大的风险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财政投入不能“上面热”“下面冷”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当前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三农”财政投入的热情较高，投入力度较大；地市及县、乡镇级政府．对“三农”投入的热情较低，投入较少。之所以存在“上面热”、“下面冷”的较普遍现象，除了由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宽松外，更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新阶段“三农”工作理论和政策创新

本文系统学习和回顾了新阶段“三农”工作理论和政策创新：做出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为制定“三农”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地位；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动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终结了2000多年来的种田纳税制度的历史：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做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这些重要理论和政策创新，是推进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理论支持和政策保障。     

农民在变革中的“得利”与“失利”分析

农民是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主人。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围绕“三农”问题的解决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既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又有效地推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历次变革中也暴露出了政策体制方面的弊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冷静地分析和认识这些问题，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利益，让农民多“得利”、少“失利”，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