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结构与环境质量: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将公共支出结构对环境质量的综合效应分解为六个部分: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经济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预算效应和收入管制效应。理论分析发现,如果技术效应、消费者偏好效应收入和管制效应占主导地位,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将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基于地市一级的经验数据,文章检验了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显著减少了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该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一个具体传导机制是:在技术、消费偏好和收入管制效应压力下,企业、政府和社会增加污染治理资金投入,污染治理力度的增强提高了环境质量。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政府的支出重点应该转向教育、科技等社会性服务领域,实现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目标。     

环保执法、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基于2007-2016年环保执法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2007—2016年的环保执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保执法力度的强化有利于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同时,环保执法力度的强化不会阻碍经济发展,相反还可以有效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社会舆论应当打消对于环保执法的质疑,环保执法部门应严格执法,进一步强化环保执法的力度。研究发现,环保监察人数和环保能力建设资金的增加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应进一步增加环保监察人员的数量和环保能力建设资金的投入,以提高环保执法力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执法保障。     

地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以山东省域为例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污染物而言,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表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地域性和时间性差异。本文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山东省17个城市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涵盖污染物排放指标和环境监测指标两大类、11种环境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对环境质量变化与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比较污染排放指标与环境监测指标的检验结果,进而评估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对外开放以及环境政策等控制变量对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尽管部分环境指标处于下行通道,但山东省环境目前整体状况和未来趋势不容乐观,应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完善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改善治理效果。     

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首先,从环境监测动态化、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化、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深度化及环保产业智能化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空间关联性,并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互联网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互联网技术进步能显著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针对不同的污染物,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不同。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区域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能源使用效率、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基于包含碳排放的DSGE模型数值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能源使用效率的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环保技术、能源价格以及政府治污支出等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环保技术、能源价格及政府治污支出虽对经济有轻微负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能源消费、降低碳排放量,进而长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生产技术虽能使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但同时会恶化环境质量;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够提高环保技术、能源价格及政府治污支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效果,但同时也增强了其对经济的负效应。     

对发展我国环保产业的思考

一、环保产业的内涵环保产业是指其产品和服务用于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 ,以利于提高人类生存环境质量的新兴产业。污染的治理、资源的综合利用、环保产品和设备的生产开发构成环保产业的主体。环保产业是人类环保意识觉醒的产物 ,它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 1)内容广泛性。环保产业广泛渗透在一、二、三产业的各个领域 ,包括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商品流通、资源利用、信息服务、工程施工、设施运营等等。 ( 2 )外部经济性。环保产业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 ,它通过与其它产业的投入产出关系 ,可以用自己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     

动态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通过引入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对经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因素,并可用于比较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分析框架,以此来研究环境税、排污许可证和排放强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和环境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活动有抑制作用,在经济波动时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其中排放强度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环境收益最为明显,排污许可证政策对环境质量提升作用最小,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最小,“自动稳定器”作用也最为显著;同时,企业单位排放强度的降低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而政府环保投入转化率的提高,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     

我国节能减排技术及支撑体系的构建——以珠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但相比较我国环保标准而言不仅现实的差距很大,而且受投入等因素的影响,其研发和创新能力差距更大,文章对建立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及支撑体系提出建设性意见。     

污染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对不同国家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研究

为更好地研究产业跨国转移对不同国家、不同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将其分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并纳入LMDI分解模型,识别全球39个主要国家CO₂、SO₂排放密集型产业并进行因素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5—2009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18.11%的碳密集型产业,该过程在减少发达国家23.97亿吨CO₂排放的同时,增加了发展中国家41.42亿吨排放;前者减排主要得益于碳密集型产业转出的结构变化,占总效应的66.99%,而后者增排主要源于产业转入规模增加,贡献达70.80%。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产业转移与技术进步的污染排放效应,发现随着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转移的污染排放影响在人均GDP为2.05万美元前后分别呈现增排效应和减排效应。研究还发现,硫密集型产业存在类似现象,差别在于当人均GDP为1.43万美元时就发生转变,这可能与CO₂、SO₂两者不同的全球性与局地性污染特征有关。     

内生环境规制、FDI 与中国城市环境质量

关于开放条件下 FDI 环境效应的研究,关系到中国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文章基于 Copeland-Taylor 模型,将环境规制内生化于模型之中,分解并考察了 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理论分析表明：(1)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2)FDI 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为正,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且理论上存在 FDI 改善环境质量的门槛值。进一步地,文章选取二氧化硫浓度而非以往文献常用的污染物排放量表征城市环境质量,在地级市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现阶段 FDI 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2)FDI 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存在门槛值,即当 FDI 比重超过0.12时, FDI 的增加将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文章为当前我国如何有效地发挥 FDI 的改善环境作用以及制定更为灵活的引资政策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启示。     

互补性资产视角下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学术界和企业界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企业资源与能力的情境探讨。针对绿色创新实践中遇到的惯例刚性与资源刚性,基于互补性资产视角对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作为绿色创新投入的互补性资产,协同柔性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资源柔性具有负向影响;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能够强化协同柔性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企业实现从“绿”到“金”的管理启示。     

环境创新水平调节下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比较

通过对318家制造业企业的实际调研,探究环境创新水平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比较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间环境创新水平调节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得出：制造业企业创造环境绩效对其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在本样本下未得到验证,环境创新水平在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具有显著调节效应,企业所有制性质在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未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在环境创新情境下对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体现为,在内资企业中,环境绩效只有在低环境创新水平时才能够很好地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环境创新水平越高,促进作用反而越弱。而在FDI企业中,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随着环境创新水平的升高而增强,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论文选取1992～2002年中国29个省市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从定性和定量描述的角度探讨了FDI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FDI与水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可否认，在我国接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急于吸引外资，加之我国环境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在某些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We study th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income-pollution relationship. For our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examine a non-cooperative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control game between a less developed country (LDC) and a more developed country (MDC), and find that a higher level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by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of the LDC has comprehensively beneficial effects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It also flatten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and shifts it to the left. Our empirical findings confirm the theoretical projections. In the LDC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plays an influential role in determining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also, EKCs arrive at the peaks earlier, in countries where the public has highe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FDI、人均收入与环境效应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整体分析,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FDI、人均收入和环境污染进行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环境产生了负的规模效应、负的结构效应和正的技术效应,但FDI对区域间的环境污染程度则有不同表现——东部地区污染程度加重,中部和西部则相反。而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整体上环境污染程度趋于好转。对此本文提出了要提高引资质量和引资标准,调整FDI投向,加强环境管制,转变政府引资思路的政策建议。     

外部压力、公司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将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2008—2012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外部压力、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间我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公司间差异较大;外部压力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颁布和执行成为公司绿色行为的重要驱动力;有效的公司治理能明显改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尤其是股权制衡机制、董事会和独立董事作用显著,但控股股东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从开放宏观的视角看环境污染问题:一个综述

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国际间的要素流动,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全球化的内容。本文将环境与增长、环境与贸易、环境与就业、环境与人口迁移等研究文献纳入到一个开放宏观分析框架中,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国际分工使"南—北"之间存在了多纬度的"环境不平等":首先,环境与经济增长问题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贸易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相关性的争论。随着研究的推进,环境与增长问题越来越类似于一枚硬币的两面,难以同时兼得,但是,由于国际分工模式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却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污染储藏地"。其次,虽然环境规制使企业损失了部分"棕色"就业,但是环境保护同样能够创造"绿色"就业,然而,在国际分工背景下,环境保护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就业还存在着争议。最后,环境恶化已经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环境难民"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到2050年,全世界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很可能达到5千万至7亿。然而,穷国和富国的环境压力和迁移能力却不尽相同,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际分工产生的间接影响,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