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调研问卷为基础,从农户行为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兵地不同体制、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就业环境对新疆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特征中,16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家庭在校子女数、家庭实际作物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影响显著;个人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对农户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不同体制下,地方农户相比兵团职工非农就业意愿更高;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仅“是否了解小额信贷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负向影响;就业环境因素中,距离乡镇集市的距离对农户具有负向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培训农户职业技能,减少兵团对职工外出务工的约束,增强金融机构在农户自主创业过程中的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信贷配给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对山东省12地市的农户信贷和福利问卷调查资料,借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ATEM）,并选择劳动力数量、户主文化程度、住地是否为富裕村、贷款是否便利和年净收入等经济信息作为农户的特征变量,利用匹配分析法对农村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论主要包括：信贷配给会损害农户福利;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大于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信贷配给的直接福利效应存在差异;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具有外部性;信贷配给对不同的福利具有不同的传导作用。最后,基于农户的信贷需求,提出了改进农户福利的政策建议。     

信用认知对农户借贷还款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南省的实证分析

信用认知是影响农户拖欠借款的重要因素,并且认知程度越深,拖欠贷款的可能性越低.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公共费用缴纳情况、区位年平均家庭收入显著地影响农户拖欠借款的行为,而户主年龄及其受教育水平、纯收入及借贷利率对农户拖欠借款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西南边疆民族村农户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集,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方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并提出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无显著性.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客户识别及选择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分析——基于湖南祁阳县的农户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祁阳县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建立Logit模型对农村金融机构识别和选择贷款客户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现实中农户户主年龄、农户类型、家庭年收入、存款余额占收入比例、离最近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距离、有无贷款记录等因素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客户的识别及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旨在方便农户融资的同时,为农村金融机构选择风险程度低的优质贷款客户提供决策依据.     

农户联保贷款还款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以陕西扶风、阎良和杨凌三地农户联保贷款为研究对象,讨论影响联保小组还款率的因素,文章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还款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贷款应还本息、家庭年纯收入、贷款用途、联保小组的信息传导效果、地区信用状况等因素与联保贷款还款率显著相关,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总资产、户口所在地、小组规模等因素对联保贷款还款率的影响不显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户联保贷款还款率的对策建议。     

农户应用太阳能困难次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文章以江西省695个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应用太阳能的困难次序。分析发现,农户对应用太阳能感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维修服务跟不上、缺乏维护人才和缺乏技术指导。在此基础上,文章还运用二元Probit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农户应用太阳能困难次序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农户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使用太阳能、家庭人口中是否有村干部、地形、是否为清洁能源示范县等都是影响农户应用太阳能困难次序的因素。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数远远低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倍数,看病贵已成为不争事实。文章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结合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个人和地区两大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尝试揭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强度。结果发现年龄、保险、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从事农业工作、患病严重程度和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医疗支出有正向影响;而家庭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就医支出有负向影响。     

西部地区农户民间借贷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大荔县的调查

本文以陕西省大荔县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Tobit模型对农户民间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收入水平和生产性经营支出对农户民间借贷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借贷利率对农户民间借贷需求也呈正向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赋予民间借贷合法地位、引导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联接、加大低收入农户财政扶贫资金供给等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支农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章通过对1990--201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和人均纯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大影响,我国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社会资本累积与家庭收入分化

已有的理论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累积对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及分布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国28个省的家庭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从微观家庭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及其对家庭收入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居民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其累积过程中却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家庭居住地的经济环境和政府行为对家庭社会资本的累积无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累积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山区农户对生计资本脆弱性的感知度：基于甘肃省4县区的调查

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主要揭示农户面临危险、冲击和压力时所表现出的抵御能力、易受灾程度以及所处的某种软弱状态。本文以英国国际发展部（DIFD）的可持续生计方法分析为基础,在对甘肃省4县（区）468个农户调研的基础上,量化分析了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特征,结合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的生计资本脆弱性感知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非常脆弱,突出表现在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存量上;农户对金融资本缺乏的感知度最为明显,物质资本次之;对于低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力资本也异常脆弱。脆弱的生计资本严重影响了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生成、困境与前景

供给型金融抑制、农村社会资本和农村金融需求共同催生了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农村民间金融能够提高农村资金的配置效率,已经发展成为农民、农村经营组织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但农村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限制和农村民间金融自身的缺陷约束了农村民间金融进一步发展。作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农村金融供给的必要补充,农村民间金融应该被纳入国家有效的引导和监管下实现规范化发展。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研究

财政支农支出本应是财政总支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农业的自然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以及公共财政的本质属性共同决定的.但是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在改革过程中是不断下滑的,而这一现象又伴随着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所以本文认为,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并调整其结构是扭转农民纯收入增长停滞的有效手段.     

农民工汇款如何影响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来自江苏和安徽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江苏和安徽两省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讨论农民工汇款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没有汇款的农户相比,收到汇款的农户的健康、住房和其他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更低,食品和衣着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的份额更高。其他各类别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在收到汇款的农户和没有汇款的农户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汇款主要被农户用于当前消费性支出,而不是投资性支出。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福利效应研究

引入常数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构建信息消费增速变动的福利效应模型,采用1993-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数据,从总体和收入分层视角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速变动的福利效应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表明信息消费增速变动具有相当大的福利效应：信息消费增速提升1％,相当于在农户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增加0．39％～17．73％的信息消费产品或服务;而信息消费增速下降1％,相当于在其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减少0．52％～22．28％的信息消费产品或服务。同时,信息消费增速变动的福利效应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对高收入农户的影响比对低收入户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在促进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总量增长的同时,应稳步推进制度改革,从而缩小不同收入水平农户间的信息消费鸿沟。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