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认可影响机制:社会结构地位与流动性预期

个体不同的结构地位和流动性预期决定了民众对社会收入不平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实证分析二者对居民认可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发现:就客观结构地位而言,月收入水平与认可不平等程度存在倒N型关系,受教育年限越长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党员比普通群众认可更高程度的不平等;就主观流动预期而言,民众对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预期比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更显著地影响了个体认可的不平等程度,向上乐观的流动预期能明显提高民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承受力和容忍度,从而可间接维护社会的稳定。因而应重视建立并完善社会流动机制,以确保程序与机会的公平。     

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攀比理论和扩展的效用函数,构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基础,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不同的收入组来看,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且较强的增进作用。相比最低收入组,更高收入分组的个人拥有更高幸福感,且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本文的政策意义是：政府不应仅仅关注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长,更要关注收入结构的调整变化,只有同时促进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社会公平认知、流动性预期与居民再分配偏好——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CGSS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了社会公平认知、流动性预期对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社会公平认知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产生显著影响,即使不考虑经济利益动机,社会公平认知依然与再分配偏好显著相关;(2)具有向下流动性预期的居民表现出更强的再分配偏好,即“POUM”假说在中国成立.因此,营造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是当前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对重庆市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重庆十一大社会阶层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阶层间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金字塔”结构。各阶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社会上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和性别,文化程度对社会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应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阶层内部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并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调整收入结构。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

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效应要高于公共服务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社会资本相同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容易感到幸福,而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强,而且社会资本会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差距。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建立健全居民社会资本网络系统。     

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的两个构成要素分别为:一是收入水平要素,包括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二是收入分配制度要素,包括农村的社保制度、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各种税费负担。其中收入水平对收入满意度作用最大。进一步方差分析发现,地区、年龄、学历、行业、收入水平特征在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上呈现显著差异。     

中、日、美典型企业管理层收入水平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日两国企业相继开始引入业绩联动型的成果主义收入制度,管理层的收入水平也相应地提高。就日本企业而言,管理层的收入水平与企业净利润、公司员工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等各项指标之比都在可以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然而对一些中国企业而言,这些指标却超过了合理范围。这已经不是某些单个企业的收入偏差问题,而是关乎收入公平,以及选择怎样的市场经济和路径的问题。鉴于此,本文运用中、日、美典型企业的管理层收入数据,对企业管理层收入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对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验、区域5个因素对农村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并结合研究结论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区域、教育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女性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男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年龄因素仅对"25岁～45岁"中青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教育深化、社会资本差异与我国代际收入公平——新"读书无用论"引发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高度关注代际收入公平问题。通过子代收入决定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高、低收入家庭教育投资时子代的预期薪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代际收入公平。教育深化在为不同收入家庭的子代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预期薪水下降等知识失业问题。在当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建立、就业方式还存在双轨制的条件下,高收入家庭的子代更可能依靠其父代较高的社会资本来谋求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这无形中扩大了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收入差距,致使教育在促进代际收入公平方面的功能日趋减小。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

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支出直接提高了其收入水平。对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为每一个公民创造了起点公平的条件，财政补贴支出给低收入群体带来比较大的收入效应。基于此，从不同角度分析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本就是在此基础上研究这个问题，得到了初步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加入心理因素的城乡比较分析

收入流动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收入流动性结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格局。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10—2012年、2012—2014年和2014—2016年三个时间段,整体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家庭收入流动的向上/向下比率均大于1,表明当前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合理,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虽然低收入层级向上流动的几率较大,但高收入层级（尤其是城市地区）固化的现象也较为显著;长期来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有助于防范家庭收入层级向下流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进城农民劳动报酬决定因素研究——基于Crosstabs方法

进城农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流动、就业、权益与社会融入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章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就业方式三个维度对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行研究,并将三个视角进行了变量操作化,通过描述和交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进城农民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就业方式均不同程度影响进城农民收入水平,而人力资本对劳动者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业方式越趋于"稳定",进城农民劳动力收入则可能越高,而本文所选取的社会资本指标未能显著影响进城农民收入水平。     

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消费的实证分析

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利用重庆统计数据,分析收入及收入结构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层面分析,持久性收入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对农民消费影响最显著,提高持久性收入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正的影响;从收入结构分析,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著,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会极大地刺激消费需求。因此,应大力提高农民的持久性收入水平,并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的增长。     

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基于公众参与的研究视角

基于CGSS2018综合调查数据，探讨社会资本等结构性要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经济收入水平和环境认知能力在其中的作用。研究显示，社会资本有助于公众的环境保护合作，相比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对公众环保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社会规范对公众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经济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资本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但边际环保支付意愿下降；环境认知能力越高，社会资本的公众环境参与效应越强。     

相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的实证检验——基于福建省数据

选取福建省1990-2008年的数据,分别基于相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建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比较.结果表明,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决定性因素,并且持久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高于当期绝对收入.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而言,持久收入假说模型优于相对收入假说模型且解释力强;而对于农民消费行为而言,相对收入假说模型优于持久收入假说模型但解释作用有限,提示两种假说的结合可以弥补绝对收入假说的不足,从而有效解释农民消费行为.     

从公正的角度谈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困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底层社会的向上流动是关乎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重大问题。然而底层社会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却面临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困境,从公正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获益边界的狭窄性导致底层群体难以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底层群体的自致性要受到上层群体某些先赋性的困扰,相互之间的竞争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不公平的状态;底层群众相对不高的文化素质使其在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处于不利位置。     

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与态度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分析

根据对重庆市的抽样调查,较低的收入和消费、较少的社会资源、相对封闭的人际交往,是目前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贫富差距大、社会存在诸多不公平”是农民工较为一致的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提高经济收入、希望家庭和睦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农民工因职业分化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分化进一步导致社会意识多样化;大多数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应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通过制度创新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快各阶层流动,进而缓解阶层冲突。     

以共同富裕带动养老服务:基于相对收入-服务利用的分析

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中,为了有效解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不足的问题,基于共同富裕与养老服务的协同机理,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胜任需要、自主需要和归属需要三方面构建相对收入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陕西省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相对收入、老年人心态、家庭支持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客观相对收入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尚不显著,只有主观相对收入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且不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观相对收入会产生激励效应和嫉妒效应,对老年人心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利用;家庭关系可以弱化老年人相对收入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的影响。最后,从共同富裕、积极老龄化、家庭支持等方面提出提高养老服务利用的可行性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会公平,通过采用1989年至2009年CHNS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进行考察后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农村中间阶层更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教育支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状。     

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低碳行为及态度研究——以上海市黄浦区部分居民调研为例

城市居民是城市生活的主力军,他们的低碳意识与低碳行为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城市区域碳减排的成效,而社会分层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低碳行为及态度。本文以上海市黄浦区部分居民为调查对象,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分析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与居民低碳行为与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越高者,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越少,教育、职业对低碳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