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空间集聚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京津冀150个县市单元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多指标评价体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耦合协调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集聚模式加以分析,并进一步探索了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提出如下结论:(1)市辖区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未来发展应当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着重解决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及居住质量问题;(2)县域地区土地开发潜力巨大,但开发动力不足,应当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各县域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产业,主动承接京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与土地建设;(3)促进京津冀内部的交通一体化和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促进京津冀资源要素的自由流转和市场一体化,减少京津对河北以及市辖区对县域的虹吸效应。     

省际边缘区城镇化水平变化特征及动力系统研究——以安徽省宁国市为例

根据区域城镇化内涵和省际边缘区特点,从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和基础设施4个方面,运用熵值法,分析了2000—2009年皖浙省际边缘区宁国市城镇化水平发展变化趋势,发现近10年来宁国市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以经济和基础设施城镇化为主要特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块状经济传导和波及效应的反映,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表现为对前期滞后状态的一种补偿性异速增长,人口城镇化不明显,是其边缘区位对人口集聚引力弱的反映。进一步分析得出:边界效应作用力是省际边缘区城镇化独有的基础动力;主导动力中的政府行政力是最重要的内生动力;周边中心城市和毗邻城市强烈的相互作用是辅助动力;最后构建了省际边缘区城镇化的动力系统模型。     

城镇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采用1996~2011年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化的三个不同侧面即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地域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桂、川、贵、云、藏、陕、甘等7个省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宁夏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内蒙古、渝、青、新等4个省市区的影响不显著。产业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内蒙古、贵、藏、陕、甘、宁等6个省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云南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其他5个省市区的影响不显著。地域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渝、陕、甘、青、宁、新等6个省市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广西的影响显著为负,对其他5个省区的影响不显著。     

西部欠发达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演化进程对比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基于城镇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构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和协调性模型,划定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协调度分级标准,对2000—2014年青海省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演化进程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发现:青海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整体都在提升,但与西部地区和中国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仍存在差异;青海省各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以及两者间的协调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使得区域间差异性越来越小,但其整体分布格局仍存在空间分异现象;青海省各市城镇化主导类型主要由产业城镇化超前型转变为人口城镇化超前型。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乌鲁木齐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本文以1978—2013年乌鲁木齐经济数据为基础,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与因果检验分析,发现乌鲁木齐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双向的促进关系;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率有正向作用,但城镇化对其他两者的作用不明显,即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不足。基于此,笔者提出乌鲁木齐在实现城镇化与区域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研究和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政策建议。     

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一直备受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城镇化和集聚经济对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对于资源型产业依赖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据此,进一步利用动态模型分析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资源诅咒效应在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资源型产业依赖通过劳动力成本、 制造业发展水平、 科学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要素集中而产生的集聚效益影响着资源诅咒间接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弱化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经济门槛效应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空间与人口三层面梳理、构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融合传导机制,并基于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流域城镇化与能源消费间非线性发展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与生活能耗模式,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经济门槛效应。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传统能耗依赖较小,而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区域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指出,虽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抑制作用明显,但在人口压力及资源约束加剧的新城镇化背景下,更应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促进量的转移,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关注居民消费引导与空间紧凑布局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继续发挥规模经济的削减作用,努力实现共享经济的集约效能;各省市间则应建立互动协调机制,根据自身城镇化对能耗的影响路径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策略,这也是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中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土地、经济多维度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时间惯性”：(1)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都对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影响，其中，人口城镇化是推动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城镇化对相邻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分区域来看，人口城镇化会显著抑制东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但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而东、中、西地区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3)分阶段来看，两个阶段城镇化（人口、土地和经济）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长期影响均普遍高于短期影响，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加深。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与比较分析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的理解,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包括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两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通过计算机拟合计算并根据结果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评,将重庆市与其他中心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应综合考察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发展要素产出率、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城镇化效率及其区域协同程度;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虽然在快速提高,但仍远落后于东部中心城市;重庆市的人口、土地、产业发展要素与资源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之间匹配度相对较好,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大,应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要素配置和城镇体系格局,推进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     

农村城镇化进程分析及发展模式研究--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近几年来,城镇化和"三农"问题,已成为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镇化的演变机制,选取河北省曲周县作为实证地点,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农用土地利用三个方面对曲周县城镇化进程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曲周县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较大,且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对人口的非农聚集缺乏吸引,经济城镇化水平目前对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应积极发展当地的农业绿色产业,就地解决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提升经济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地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农业产业化"道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办法.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导致人口迁移的原因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就业、地区经济水平的高低等等,然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影响着人口的迁移,本文主要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变动以及从城镇化角度去分析研究自治区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并从人口分布是否协调的角度研究了内蒙地区的经济与人口分布的协调性情况.     

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

以多源遥感数据、GIS辅助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指数分析法,揭示近20年来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以低等水平为主,但土地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成组分布于市辖区周围,人口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连片分布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呈显著增长趋势,但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多分布于沿海地带和省会城市内,人口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内;约有94.56%的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失调发展,失调等级以轻度失调为主,失调类型以人口城镇化滞后为主;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失调发展呈周期性循环波动、螺旋式上升趋势,总体而言,重度失调发展的县域比例有所上升,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县域比例显著上升。     

比较优势和“资源诅咒”悖论与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增长路径选择——基于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原因的扩展分析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原因可主要归结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人口集聚规模、制度因素的地区差异,导致各地区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及要素配置方面出现差剐,"资源诅咒"并非是导致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因此,具备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不断推动自然资本优势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优势的转化,通过将资源租金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地区间地理区住、人口集聚规模的差异,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的渐进收敛.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城镇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本文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入手,选择人口、空间、产业、居民消费结构、生态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了碳排放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作用。选取1980-2014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进而将全国区域省份以城镇化质量为标准划分为三组,通过STIRPAT模型选取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口集聚、城镇区域拓展、产业聚集、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态建设等内涵,分析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差异巨大。本文依据分析结果,从提升低碳意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碳排放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与建议。     

居民消费支出视角下区域政策、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省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动态演变过程,实证研究了区域政策和人口结构对广东省三次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是推动三次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区域政策的变动与第一产业的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对第二、三产业则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区域政策对各次产业的增长效应,当人口结构发生改变时,区域政策对第三产业的增长效应不再显著.针对区域政策变动和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演变产生的影响,文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     

甘肃省“人的”城镇化质量研究

文章立足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视角,构建了包含26个基本指标的"人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方法,从人口、消费、教育、就业等八大方面测度了甘肃省"人的"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果发现,甘肃省"人的"城镇化发展协调性较低,东南部地市间发展较为相似,城镇化差距较小,但发展质量总体低于西北部地区。产业经济与人文教育是决定当前"人的"城镇化质量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而人口持续、劳动就业以及人居环境的影响效果不够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