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基于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

在Melitz提出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生产率对出口影响以后,国内学者运用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未出口企业,也检验得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陷阱",即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具有阻碍作用。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数理模型研究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联系,再运用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并讨论它们存在的原因,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对出口企业与国内企业分别进行了全国、分行业、分省份的实证检验。最后在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出口制造业企业走出"生产率陷阱"的途径。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自我选择效应”再研究——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充分认识到中国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的特征事实,修改了Melitz模型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对比的假设,对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在实证部分,本文主要使用2000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为负,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证据;分行业来讲,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不同,但普遍存在负趋势。作者通过实践与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二:贸易性质1差别导致不同贸易模式2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中国行业的市场进入门槛相对高(排除贸易性质差别)。最后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市场高门槛的主要原因,试图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可行建议。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来自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后,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计算认为中国存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低。但是测算只是运用了求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值的方法,这不能反映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整体状况。文章使用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总量法和均值法分行业、分地区计算并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最后实证检验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论显示生产率与企业出口是负相关的,这也是一种检验生产率悖论存在性的方法。     

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及国际化模式选择是否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在匹配《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借助一阶随机占优的Kolmogorov-Smirnov非参数检验,发现对外投资企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间的生产率关系并不完全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随后,本文基于多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生产率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但不利于企业出口,并进一步从出口密度视角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问题进行解释及验证。     

要素比例、技术差异与出口增加值——基于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出口的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增加值贸易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构建了要素比例、技术差异对出口增加值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美两国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密集度、要素充裕度,以及相对生产率对中国出口增加值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高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比例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显著,但资本要素的影响不显著;要素比例对不同产业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需要通过优化出口结构、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比例、调整资本流向和缩小技术差距等途径促进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增长.     

出口和生产率: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实证研究综述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异质性企业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可以用两种假说来概括——"自我选择出口"和"出口导致增长"。文章回顾了十多年来学者们用各个国家的企业数据对这两种假说的验证,对比和评析了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实证结果的原因等,对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原因进行总结与探讨,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基于国内市场分割的解释

本文在理论上结合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国情,修改了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的一个主要假设,将国内市场细分为本市市场、本省市场、外省市场和海外市场,并分析了在不同市场进入成本组合中,不同效率企业进入不同市场的次序。在实证部分,主要采用了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销售到国内外省市场的企业;在充分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加工企业、资本劳动比等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因素之后,中国市场分割仍然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为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出口与劳动力市场“错配”——江苏制造业的证据

文章把异于传统劳动力市场、在中国最典型的高技能劳动过剩与低技能劳动短缺现象称为中国式劳动力市场错配,认为全球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产品贸易表现的就业互换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出现错配的重要原因。采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销售额中用于出口的比重、出口到发达国家的比重越大,企业对技能员工的需求和雇佣就越少。此实证结果可能说明,中国式劳动力市场错配是由过度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导致的,过度贸易自由化导致劳动力市场困境。但这并非简单意味减少企业国际贸易、拓展国内市场就可以有效增加技能员工需求、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转变,促使企业更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才是治本之策。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生产率对民营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构建"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与融资约束假说",选择2011-2012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制度环境、融资约束、生产率及出口倾向间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确实存在"生产率悖论",但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并非是导致"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将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发现"悖论"主要体现为"规模效率悖论";区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强化生产率对于出口倾向影响;融资约束弱化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强融资约束是造成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根本原因。     

企业异质性、国内市场贸易成本与扩大中国内需——Melitz模型在中国主要制造业的理论扩展及经验分析

本文扩展了Melitz的异质性企业模型,通过对我国主要制造业2001-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实证检验了影响我国国内市场需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确实存在"生产率悖论",较高的国内市场贸易成本对国内市场需求产生不利影响,扩大内需关键是降低过高的国内市场贸易成本。     

贸易壁垒会加剧中国出口企业生存风险吗——以中国企业遭遇反倾销为例

生存是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贸易壁垒是影响出口企业生存的重要外部因素。为此,本文基于PSM-Cox比例风险模型,采用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考察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生存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即贸易壁垒会加剧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生存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贸易壁垒会加剧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但国有企业对贸易壁垒的反应并不敏感;贸易壁垒会加剧一般贸易企业的生存风险,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生产率效应和竞争效应是贸易壁垒影响出口企业生存的重要渠道。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广东产业集群出口溢出的证据

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检验了集群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集群内外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集群内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生产率悖论"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该悖论的原因来自于产业集群引发的出口溢出效应,其中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对集群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均有改善作用;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则只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美货物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通过重振制造业,促进出口,推动经济复苏。不难想象,该战略会对中美贸易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方法,从中美贸易现状、中国商品美国市场占有率、中美贸易相互依存度等层面分析了该战略对中美货物贸易的影响。     

政府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边际

本文在考虑以环境成本和贪腐成本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情况下,核算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结合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和出口价格4个维度研究了政府治理对中国企业出口边际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虽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却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带动更多体现在"量"而非"质"上;这一结论在考虑企业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后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化特征;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纳入政企间的交互影响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制造业出口质量

银行业改革及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建设制造强国及贸易强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与增加中间品进口是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机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促进效应。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政府补贴与出口国企业增加值研究

政府补贴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常被政府用于干预企业的出口扩张。以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切入点,使用Tobit和动态面板的固定效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产生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规律。异质性分析表明,较于加工贸易企业,政府补贴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影响企业出口DVAR。研究结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进出口贸易“挤出”了中国企业的R&D投资吗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横截面数据,文章使用probit和ivprobit模型对进出口贸易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第一,企业进出口贸易明显"挤出"了R&D投资,出口和原料进口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参与R&D投资意愿越低;第二,出口对R&D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原料进口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表现越明显,"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不利于研发行为的发生。第三,在不完全资本市场,出口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抑制企业的R&D参与,而进口的效应不明显。另外,规模越大、年龄越小、利润率越高、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倾向进行R&D投资。但产能利用率、市场信息获取程度等不是影响企业R&D决策的关键变量。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