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的污染减排效应

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研究2006年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后"两控区"政策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企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污染减排力度;从行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行业的污染减排力度,同时提高了行业内部的企业生产效率;从行业资源配置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发生了不平衡流动,行业内生产效率的离散程度增大.进一步利用DOP分解方法将行业污染变化分解为企业自身提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四个部分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会促进资源向污染强度低的企业流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适当增加政府减排压力能够显著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未来中国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如何落实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方法与前沿进展

近年来,中国政府试图利用环境规制政策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两难困境,实现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其中环境规制强度是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时的核心变量之一。文章主要基于对国内外有关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方法与前沿进展进行分析和总结,从企业的减排投入、污染排放和政府的治理投入,以及综合指数三个角度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就环境规制强度测量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地方政府目标约束与边界污染治理

跨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场域。本文以“十一五”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并汇总到区县,探讨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对边界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减排指标下放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双目标约束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十一五”将减排指标下放后,省边界区县的COD污染排放企业数量、新进企业和污染排放规模显著增加,边界污染加剧;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削弱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有利于边界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环境目标约束会加强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不利于边界污染的改善;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下,省域边界地区成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给政府“策略性减排”提供了机会。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非省边界区县相比,省边界区县污染企业进入门槛更低,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边界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策略性布局污染企业,以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双目标约束的强弱程度会对垂直监管的边界污染治理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和治理体系及官员政绩...     

信息技术应用的减排效果与成本分摊机制

长期以来,经济效益与减排成本之间的冲突是环境规制难以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落实的关键障碍。本文借助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实施的契机,基于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污染排放数据匹配而成的新数据库,通过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试验区内重污染行业运用信息技术减排的效果及相应的成本分摊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信息技术应用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种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2)信息技术的减排效应由生产工艺绿色化而非生产率效应驱动;(3)与“波特假说”的预期不同,信息技术并没有借由生产率效应补偿减排成本,而是基于自身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令减排成本得到了分摊;(4)与试验区重污染行业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下游行业减排强度没有受到影响,且试点行业也未将减排成本转嫁给下游行业;(5)试点绩效考核机制的引入有效地确保了重污染行业利用信息技术减排的效果,且利用信息技术减排能够弥补环境规制措施的不足。本文的结论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工业绿色化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积极证据。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经济增长如何影响环境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内在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人均实际GDP达到2.65万元时,工业废气的EKC将出现拐点;当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潜在因素的影响后,经济增长的污染减排效果明显增强。为实现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目标,缓解环境污染难题,必须充分发挥环境污染治理手段的综合作用,在始终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强环境规制,并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环境规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1992-2008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竞争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SO2减排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有正向影响,说明SO2的减排竞争将会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相反,工业COD减排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存在不利的作用。这种不利影响不是由省际间环境规制竞争引起,而是由废水治理策略不当造成的。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表明,环境规制竞争并非是发展地方经济的"良策"。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污染减排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存在吗?

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企业行为的改变。污染减排政策可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驱动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本文运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效应检验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政策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显著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并非单调递增(递减)的,当以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逐渐降低,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两者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污染减排政策强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污染减排政策趋紧时,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才逐渐显现且弹性逐渐增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创新的相关建议。     

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动态关系管理研究——基于区域的模型分析

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动态关系对于建设中国高质量发展体系尤为重要。基于区域视角对云南省1995—2017年能源消费数据和主要大气排放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能源消费和大气保护动态关系区域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从短期看,天然气和一次电消费的增加会减少环境污染,但长期看,这种影响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性和固化,不能产生持久性的作用。据此为区域能源高质量发展、产业调整、环境保护动态关系管理提供较为精准的量化依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环境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山东省外贸出口、FDI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环境效应,认为FDI对环境污染有抑制作用,但作用较小而且入世后较入世前作用降低;外贸出口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入世后总体污染程度较入世前降低,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 ——以生态工业园区为例

绿色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经之路。本文以生态工业园为例,利用独特的工业企业层面排污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发展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工业园区设立会显著降低企业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生态工业园区的减排效应在东部发达地方以及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论表明,生态工业园区通过鼓励企业加大购买污染治理设施来实现减排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下一步发展中应该鼓励普通地级市和中西部城市积极申报生态工业园区,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对企业污染治理效率提升。     

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环境责任的视角

从环境责任的视角来考察在华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了外资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规制的评价指标,并通过计量分析其与外资企业投资规模等一系列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可以发现:同内资企业相比,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承担状况并不差,而且其清洁程度和治理能力要高于内资企业。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外资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并未降低工业"三废"综合治理率和综合利用率;分区域来看,西部外资企业投资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具有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环保产业发展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环保产业能够通过技术效应、替代效应、直接效应、环保意识和环境管制标准提升等途径来改善环境质量。对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环保产业发展确实能够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但是目前其对不同污染物排放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度,其对整体环境质量和工业废水排放的改善作用较为明显,但对固体废物和废气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环保产业改善环境质量的力度和广度都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这与其目前的总体规模和水平相称。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分析

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