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省域城镇化——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Moran’s I指数方法分析了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与集中性,并表现为大体一致的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梯次递减的分布特征;全国省域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城镇化率的提高,并能通过城镇化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省域城镇化

采用Moran’s I指数方法分析了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与集中性,并表现为大体一致的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梯次递减的分布特征;全国省域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城镇化率的提高,并能通过城镇化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考虑吸收能力的区域创新多维溢出效应

合理利用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则受其吸收能力影响。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产品创新阶段,利用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计算全国内地30个省域两阶段创新效率,将吸收能力引入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年份显著,省域间没有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时,提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价值链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存在负向影响,创新过程两阶段相对独立,此时提高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甚至具有负向影响。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数字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 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结构以及城镇化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有限,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且仅在东西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其数字化程度却产生明显抑制效应;仅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影响。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低城镇化率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且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数字金融监管,促进数字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圈与城镇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在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     

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研发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通过构建两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研发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R&D人员要素市场和R&D资本要素市场均呈现出较强的扭曲态势,且前者的扭曲程度显著大于后者。R&D人员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相邻区域的创新绩效具有空间溢出效应;R&D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倒U型,而对相邻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此,加快研发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是加快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     

中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土地、经济多维度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时间惯性”：(1)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都对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影响,其中,人口城镇化是推动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城镇化对相邻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分区域来看,人口城镇化会显著抑制东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但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而东、中、西地区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3)分阶段来看,两个阶段城镇化（人口、土地和经济）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长期影响均普遍高于短期影响,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加深。     

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此时“倒U型”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省域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旅游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Super-SBM方法将环境因素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旅游经济效率测算框架,结合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分析2005—2016年我国省域旅游经济效率空间关联性及影响因素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环境约束下,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趋势,呈现出"东南热、西北冷"的分布特征,尚未实现网状结构均衡发展;我国省际旅游经济效率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对于环境约束下旅游经济效率发展来说,人均GDP、技术创新、市场化、环境规制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路网密度作用不显著,外国直接投资(FDI)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影响因素的溢出效应来看,市场化、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间接溢出效应,但环境规制带来了显著的负向间接溢出效应,FDI与路网密度的间接溢出效应不显著。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28个省域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1992—2008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在省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内部来看,在同一时期,中国东部和中部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内部亦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西部内部省域间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     

中国省域劳动就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2000-2009年中国29个省级单位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劳动就业的各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省际劳动就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邻近省域就业的溢出效应对本省具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呈阶梯状依次递减,东部地区就业较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区间联动性。省域技术进步、财政支出、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对劳动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就业的影响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城市化与实际工资对东部就业影响不显著,但能够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增长。促进区间联动、加快市场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步伐、完善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     

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基于省际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生产性服务企业因其服务的专业化和即时化特点,倾向于在交通发达的城市集聚,本文基于2005~2015年省际的空间计量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即交通基础设施对所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相邻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一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地区之间,地理上邻近性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部分地理位置相邻但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出现分化的现象。通过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可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邻近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全国层面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小,这与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和溢出效应的差异有关,因此政府需要根据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发展潜力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区际产业转移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2000-2011的数据,运用经典计量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区际产业转移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在分析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中具有较好效果,相邻省域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效应,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还发现产业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强度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有正相关关系,而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粮食保障水平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建立粮食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与影响因子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法、探索性空间统计分析、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粮食保障水平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8—2019年中国粮食保障水平整体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十二年总体增加率为45%，区域差异明显。（2）空间格局演化方面，省域间粮食保障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局部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空间依赖特征。（3）粮食保障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农业总产值、粮食种植偏好和水土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机会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效应及其空间差异

在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相互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的相互驱动效应及空间差异。研究显示:1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旅游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某一省份旅游化水平受到其相邻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也受到相邻省份旅游化水平的影响,但旅游化水平对相邻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依赖性更为显著。2全域空间范围内,旅游化与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相互驱动效应,但新型城镇化对旅游化驱动效应大于旅游化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效应。3局域空间范围内,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的相互驱动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其相互驱动发展模式可分为旅游化强驱动型、新型城镇化强驱动型、旅游化较强驱动型、相互较强驱动型、相互较弱驱动型和相互弱驱动型6种类型。     

FDI、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文章采用1999—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就FDI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会进一步拉大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东部各省份FDI对区域内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明显,而中西部地区FDI会拉大区域内发展差距。三大区域内部各相邻省份之间的FDI空间溢出效果并不显著,在研究时需要区别对待。建议制定差异化的FDI区域引资政策,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FDI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省际城镇化综合水平及其空间分异

以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各省市的城镇化水平,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省际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综合城镇化水平超前和滞后的省域在东西部之间交错分布,并没有出现东部地区城镇化超前而西部地区城镇化滞后的空间分异格局;②省际尺度上综合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空间依赖性;③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以及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省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模型的系数值为负,表明省域之间综合城镇化水平存在"跷板效应"。因此,在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前提下,政府应适当提高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配置能力。     

分权体制下省级市场化进程影响因素探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分权体制下省级政府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因素,并将财政分权、FDI和人均GDP对市场化进程的效应分解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营造了一种较好的竞争氛围,促使省级政府加快市场化进程,省级政府市场化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级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显著为正,地方政府为了竞争FDI有动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市场化制度需求越强。     

城市化进程、空间溢出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在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基于此,文章选取了2002-2012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和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表征与保障两个方面考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虽然相关程度逐渐减小但仍非常显著;人口非农化、固定资产投资与政府能力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消极影响,而产业结构、城市建设用地与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影响,且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邻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会对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最后文章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基于空间计量的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密度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中国31个省域截面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碳排放密度的影响。我国省域间碳排放密度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一个地区的碳排放密度受相邻地区碳排放行为的影响。采用不同指标测度出的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地区碳排放密度的影响作用不同:基于教育年限法衡量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对碳排放密度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现阶段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碳排放密度也较大;以R&D人员为代表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密度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该地区减少碳排放的影响力度有限,也难以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正的溢出效应。     

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

在考虑空间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分析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首先,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对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空间分析。然后,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5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宽容和人才因素;而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力并不太显著。研究结论与国外已有研究有一定差异性。最后,就该研究结论展开了初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