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16年中国大陆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收敛态势,经济落后地区的增长率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的要素流动呈现"资本向西,劳动力向东"的特点,资本要素流动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收敛,劳动力要素流动则导致了区域经济发散。制度的完善可能提升了资本要素流动的正向作用且减缓了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负向影响,并促使中国区域经济由发散走向收敛。     

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户籍等制度约束,表现出诸如非"举家"迁移、"抱团"等独特现象。"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是解释这些独特现象的两个重要视角。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实证探讨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作用。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     

中国工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85—2009年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要素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影响着技术进步水平的增长。在估计3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偏离一份额法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化的技术进步率增长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率在不断改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较明显倾向于第二、三类产业;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率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但是主要依靠内部增长效应来促进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其中劳动力的流动对第三类产业具有显著的“结构红利”。     

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资源有效配置、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在就业保障体系缺失情况下劳动力流动有可能导致就业安全感下降、抑制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本文运用2000-2006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估计地区劳动力流动规模,构造相关指标,实证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研究显示,劳动力流动对下一期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本期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就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紧张度的影响不显著。为此,应在确立适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促进劳动力全面自由流动,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     

财政支农、劳动力流转与农业经济增长

推动农业经济增长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利用全国26个省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分组视角，应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考察现阶段中国财政支农与劳动力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及其分组差异，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为新时代揭示农业经济增长驱动性因素提供可靠依据。研究发现，从全国看，财政支农与劳动力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从分区看，劳动力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中显著，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中显著。因而，从财政支农与劳动力流转两方面，针对不同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区域，提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采用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既可以通过提升市场潜能所带来的消费扩容效应，又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结构转换效应来促进劳动力流动，并且结果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点存在显著差异，其效果呈现出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递减态势；从劳动力的技能分组来看，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其影响在突破点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从空间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共享性和高渗透性，使得相邻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但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产生正向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互补”性。     

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内在的联系.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民工"通过"干中学"积累了知识,并在流动中使之产生了溢出效应,同时农民在社区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流动过程中依托特有的流动方式得以延伸,降低了农民获取工作的信息成本与在城市生存的交易费用."农民工"的非正规学习及其知识普及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成为中国近3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户的问卷调查及2000-2007年西部各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就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统计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具有积极效应;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及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等因素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作用最大。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中国分割的经济空间:基于区域间经济增长溢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阐述了经济空间的E-关联和K-关联,使用1979-2011年全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间的增长溢出效应和区域经济运行空间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形成了东部地区"外向型"和内陆地区"内向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运行格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内陆地区没有形成溢出效应,相反内陆地区经济增长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内陆地区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经济关联,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出"互补型"区域关系,而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表现出"竞争型"区域关系。由于我国经济空间是分割的空间,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要形成全国"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内陆"互补型"经济空间。     

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针对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增长源核算框架下给出新的度量和结果。研究发现:(1)采用劳动再配置效应经典公式评估这种贡献时,通常会产生漏测或过测。在马塞尔增长源分解模式中嵌入劳动的制度异质性,可以得到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近似测算公式。(2)1985—2011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递减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似的波动特征。(3)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非农部门劳动的制度异质性被固化和农村劳动力教育增速放缓,农业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了抑制。(4)实施相应制度创新之后,农业劳动力流动仍可为延续"中国奇迹"做出贡献。     

结构转型驱动因素的量化分解

文章通过将劳动生产率增速分解为组间基期效应、组间增速效应、组内效应三部分,提出了判定一国结构转型驱动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方法。研究发现,欧洲、北美洲、亚洲大部分样本国家(或地区)结构转型早期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拉动,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驱动因素大多是劳动力推动或流动成本降低;大部分样本国家(或地区)结构转型晚期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劳动力推动或流动成本降低。中国正面临从结构转型早期阶段向晚期阶段过渡的转折点,主要驱动力可能将经历从劳动力拉动到劳动力推动或流动成本降低的转变。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中国区域要素替代弹性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基于异质劳动视角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文章采用199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区域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从劳动异质性视角拓展要素替代弹性分析;并首次联合运用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过程分析来揭示要素替代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三大区域各自的要素替代弹性变化显著不同,但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效应却彼此具有一致性.其中,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明显地存在着0.805的增长门槛,只有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过了门槛值,与区域增长具有尚不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三大区域的资本-技能互补性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都不明显;劳动-技能替代弹性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增长效应,显示出各区域存在着人力资本红利.值得注意的是,与均衡增长路径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不同,在考虑劳动异质性和技术非效率的前提下,中国地区增长更支持"劳动-技能替代弹性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文章为甄别新常态下的区域增长潜力转变、剖析要素匹配合理性及产业结构调整可行性奠定基础.     

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与人均产出影响——基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为工具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和数据要素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倍增效应",其表现形式为数据要素通过与其他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的非线性协同作用,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几何增长;数据要素对人均产出带来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不因区位的差异而消失;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人均产出增长是数据要素影响人均产出的传导机制.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各地应该加大重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和抢抓"新基建"机遇,通过大力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来加速释放"数字红利",最终实现区位劣势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赋能效果——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深刻影响着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偏向。结合非连续性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现实情景,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增长的逻辑框架,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红利效应直接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引入地区高校平均科技产出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修正后,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仍显著存在。机制识别揭示,人工智能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驱动绿色经济增长,二者在人工智能绿色增长效应中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0.33%和8.3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结构红利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低、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可以更充分释放其对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工智能发展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存在辐射带动作用。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发展双重视角,可为塑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劳动力流动带来了大量人力资本。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经济达到平衡增长的条件,揭示了地区间经济增长产生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劳动力流动差异所导致。     

人口红利的生发机制与深度开发研究——基于人的生产性视角

在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依赖生产型人口占比上升以获取人口红利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基于人的生产性视角,通过对经济增长来源的分解发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具有"摊薄"效应和"配比"效应。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参与率会削弱"摊薄"效应,改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和适配度会增强"配比"效应,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口红利深度开发的路径。据此文章提出了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教育水平、优化教育结构、改善劳动力健康状况、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参与率等对策建议。     

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大国发展始终面临着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的双重目标。近十多年来,中国面临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区域间依旧存在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建设用地配置和财政转移支付等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鼓励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其结果是整体经济效率增速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还孕育着很大的债务风险。在经济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要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劳动力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转移资源的"动钱"方式来实现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动人"和"动钱"相结合,同时实现经济集聚和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通过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来实现效率和平衡的双赢已迫在眉睫。